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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登上孙中山座舰永丰舰，协助孙中山反击陈炯明。蒋介石侍立孙中山左右，与他共患难，同生死，并护送孙中山离粤返沪。蒋介石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机会，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请孙中山作序。于是蒋介石声名鹊起，得到孙中山的信任。

陈炯明叛变以后，孙中山在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开始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苏联的关系日臻密切。1923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孙中山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蒋介石得知这一信息后，对访苏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去函，表示：“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孙中山准允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赴苏联访问。蒋介石在苏期间，着重考察军事，参观了红军的许多军事院校。他还拜见了绝大多数苏联的领袖人物，处处同共产党人以“同志”相称呼。这时的蒋介石俨然是一个红透了心的革命左派。

但是在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居然连一个代表的资格都没有。而毛泽东却被国民党“一大”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其实，并不是孙中山故意冷落蒋介石，而是对他另有任职。孙中山从多年的失败中，深感国民党必须要有一支自己的军队，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定在广东黄埔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认为蒋介石在日本学过军事，是一位将才，因而希望他专心办军事，并没有把他当做一个政治活动家。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宣布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委员长。但此时的蒋介石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职务对于掌握军权的重要性，他对自己没能当上“一大”代表、未被选为中央委员还耿耿于怀。同时他也不满意自己只是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副校长，而校长则是程潜。种种不满郁积于心，于是他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辞呈，未获允准，便回老家溪口去了。没过几天，孙中山就给他发来一封电报，请他速来黄埔军校“主持校务”。蒋介石立即回电孙中山，向他陈述了辞呈未准，便拂然而行的缘由：“受人妒忌排挤，积成嫌隙，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后来廖仲恺连发三封电报，孙中山又委任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才赴任。后来，他才从《曾胡治兵语录》中认识到掌握军权的重要性，尽心治理军校，培植个人势力。蒋介石办黄埔军校，完全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在军队中建立了政治委员的制度，实行军事和政治并重的教育方针，为后来国共双方都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和政治的骨干。此后他一直喜欢他的老部下称呼他为“校长”，表明他与各军将领的师生关系。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是他控制军权的开始，成为他一生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蒋介石当时羽翼未丰，实力尚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比较低下。当时国民党内有许多元老，没有多少人看得上他蒋介石。从1924年到1926年，富有政治野心的蒋介石在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常常感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近来环境恶劣，有加无已，而各方怀疑渐集，积怨丛生，部下思想不能一致，个人意向亦难确定，而安乐非可与。

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环境也。

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击，而心志益加坚强。

这些表白反映了一个有着政治野心、深谙权谋之道的人，他的心理处于紧张的状态，显得异常敏感、焦躁不安。他感到处处有暗礁，人人是敌人。他深知，要想发展自己的势力，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只能迎合革命潮流，拥护孙中山，拥护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所以在那时，蒋介石常常满口的革命词句，喊得比谁都要响亮。他高谈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说中国不但要打倒地主，而且还要打倒资本家，“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甚至说：“以完成我国民革命之责任，直接以实现我总理之三民主义，暨间接以实现国际之共产主义也。”（蒋介石：《三民主义信徒与共产主义信徒非联合一致不能完成国民革命》，1925年12月。转引自《中国政党史》第205页。）他也高谈“联俄、联共”政策。他在1925年11月7日纪念十月革命的一次大会上曾发表了如下一段十分动听的演说：叫先进国的苏俄来指导我们中国的革命，我们世界革命中的中国革命党员，实是愿意接受的，而且是应该接受的。去年总理将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