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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这一结局的原因，从君与臣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在君主方面，不明察大臣有忠良之心，怀疑大臣欺罔君上，一旦不容，即加残害，这是君主昏庸不明所致；在功臣方面，骄横跋扈，屡犯朝廷禁令，虽屡经宽贷而毫不悔改，反而怨恨君主，最后招致刑戮，这是臣下咎由自取。朱元璋在《铁榜书》中的分析确有道理，也如实地反映了古代君臣关系的实际。同时，他也极力表示要保恤功臣，使社稷有磐石之安，使功臣之家享富贵无穷。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正是在他统治时，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大杀开国功臣。在他所封的6位国公、28位列侯中，仅有汤和等少数几位功臣宿将侥幸得以善终，其他的人大都被他迫害而死。

在历史上，一些精明的辅佐大臣在功成名就以后，往往急流勇退，以求避祸保身。

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在范蠡和文种的辅佐下，苦身劳力二十年，深谋远虑，终于灭掉吴国，而且兵临中原，号令诸侯，成为霸主。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群臣皆乐，唯独越王勾践面无喜色。机警聪慧的范蠡察微知著，立即识破了越王的心思：越王为雪会稽之耻，灭掉吴国，不惜卑身事下，愿与臣下同甘共苦，共度艰难。如今大功告成，越王能实践先前的诺言吗？我与文种功勋卓著，位高权重，越王对我二人能放得下心吗？范蠡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的为人，可与同患难，难与共安乐。于是他毅然向勾践告辞，请求退隐。勾践得知范蠡要辞退，就召见范蠡，对他说：“先生若愿留在寡人身边，寡人愿与你共分越国，若不遵寡人，将身死名裂，妻子为戮！”范蠡当然知道越王的所谓“共分越国”纯属虚语，而“身死名裂，妻子为戮”，越王是肯定做得出来的。于是他回答道：“君行其法，我行其意。”事后，范蠡不辞而别，抛弃家业，带领家眷，驾一叶扁舟，出三江而入五湖。后来定居于陶，成为巨富。范蠡走时，曾投书同僚文种，劝说道：“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原先对于范蠡的辞职并不理解，认为越王不可能如此绝情，当他看了这封书信后，才如梦初醒，从此他便假托有病，不复上朝理政。果然，越王的猜忌之心日益暴露，心里不再容得下这位胸藏韬略的谋臣，便派人赐予文种一把剑，说道：“先生教我伐吴七术，我仅用其三而灭亡吴国，其余四术还藏于先生胸中，请先生追随先王，试行余法吧！”文种见所赐之剑，正是当年吴王赐予伍子胥自杀的那把属镂剑。文种长叹一声，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引剑自刎而死。

秦汉之际，由于中央集权的封建等级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观念还未在人们心中普遍确立，君臣之间“义”的关系较为淡薄，而“利”的关系却非常突出。这种情况导致君臣之间在权力分配上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使君臣之间的互不信任随处可见，君臣关系非常脆弱。这一时代特征在刘邦与其功臣之间的关系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为汉高祖夺得天下的有四位著名的功臣：韩信、萧何、张良和陈平。他们在功成之后，由于在君臣关系上的不同态度，其结局也完全不同。西汉初年，韩信遭到了同文种一样的下场。在楚汉战争中，韩信拥兵数十万，叱咤疆场，屡出奇谋，战必胜、攻必克，特别是垓下一战，一举击败楚霸王项羽，威震海内、名高天下。但韩信不仅不知急流勇退的道理，反而好大喜功，自恃功劳大，以致言行不加检点。早在汉中刘邦封韩信为将时，韩信曾说：“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玩弊，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史记·淮阴侯列传》。对韩信的这一番话，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曾有这样一番评论：“韩信的这番话，是打算胁迫汉高祖同他做一笔买卖，故韩信初定齐地，就请高祖封他为齐王，可见韩信之心由来已久。怀着买卖之心侍奉君主，君主知道了你的目的，货虽已售出，但君主心中已积下了怨恨。”这种以“利”相结合的君臣关系是秦汉之际的特殊现象，这种因政治实力和利益关系的结合使君臣之间猜忌和互不信任的情况随处可见。刘邦对韩信就极不放心，故垓下之战一结束，刘邦就改封他为楚王。不久，刘邦采纳陈平的计谋，借口游云梦泽，大会诸侯，一举擒拿韩信，然后把他贬为淮阴侯。这时的韩信犹不知自省，对汉高祖心怀怨恨，称病不朝，终于落得被刘邦夷灭三族的悲惨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