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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涨得通红，目光不时地瞥向一个角落。顺着他的目光巡去，我发现在脚地的灶火前坐着一个陌生的女人。女人低着头，看不清她的脸，但一头乱蓬蓬的头发和破烂的衣裳足以证明她的身份，我甚至怀疑母亲是否把一个叫花子带回了家。女人只是低着头拢火，任一屋子的人肆意地打量她。人们像观赏一头动物似的对她评头论足，然后带着满脸的不屑纷纷离去。临行前，大家向老赵投去暧昧的一瞥。老赵也一反平日里的桀骜不驯，殷勤地送每一位客人到院子里，然后拿出腰里的烟袋，装满，颤抖着手指按瓷实了，点燃烟锅便在“吧嗒吧嗒”的声音里一明一暗地闪烁。

老赵结婚的那天很热闹，几乎满村子的人都去喝了喜酒。是啊，五十岁的人了，第一次结婚，无论他平日里怎么没有人缘，毕竟在一起生活了快十年了。新娘子穿了一身崭新的棉袄棉裤，头发比那天整齐了很多，甚至还戴了一朵村里扭秧歌用的大红花。由于她没有娘家，我们家自然就成了她的出嫁地。母亲坐在她的身后，用抿了唾沫的梳子给她梳头的时候，我才终于看清了她的脸庞：她的脸好像有些浮肿，黑黝黝的皮肤闪闪发亮；微微有一些弯曲的头发毡片似的贴在头皮上；长长的额头下，一双老鼠似的眼睛躲躲闪闪，让人生厌；她的鼻子有一些塌陷，覆盖在薄薄的嘴唇上；圆圆的脑袋窝在衣服里，几乎看不到下巴，也看不见脖子，就那样硬是竖在肩膀上，让人觉得有一些怪异。年龄有五十多了吧？还要结婚！后来听奶奶讲，她不过才四十多岁。突然，她发现了我在看她，便像个小孩似的低下了头，转身紧紧地握住了母亲的手。这时我注意到她的手和脸一样肿胀，黑黝黝地泛着一些油腻的光。母亲说：“她姨，这是咱刚刚，你不用怕。”母亲说罢抬起头冲我喊：“刚刚，叫赵姨。”我愣了一下，转身一溜烟就跑了。

然而那晚的喜酒我还是去吃了。因为在那个年代，农村人一年是很难吃上一两顿肉席的。老赵平日里卖药材有一些积蓄，因此在结婚的时候酒席办得很排场。酒精烧热了人们的血液，也烧红了汉子们的脸庞。于是大家好像都换了一个人似的，开着平日里并不常开的玩笑，说一些让老赵面红耳赤的话，冷不丁地就会让老婆揪了耳朵，半天说不上话来。晚上的洞房听说直闹到天亮。那时我们还小，懵懵懂懂地觉得似乎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被年长的驱赶了回来，不让去参加，于是回家后头一挨枕头就进入了梦乡，梦里依然有吃不完的好东西。

接下来的日子里，赵姨自然也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也许是见多不怪，渐渐地，我倒觉得她并非很难看。黑子一开始很排斥她，拒绝跟她说话。老赵结婚的时候黑子便跟我住在我们家的小窑里。赵姨每次来我家的时候都带一些吃的东西，有时是一些山果，有时甚至是煮好的野兔或野鸡。开始我拒绝吃她做的东西，觉得不干净，但不争气的是胃，最终经不住肉香的诱惑，我还是吃了。奶奶说，赵姨命很苦，三岁上没了爹娘，被人贩子带到陕北，后几经周折，落脚在北塬上的一户人家。那时她已是七八岁了，每日里给人家打猪草，喂牲口，那家人根本不把她当人看，动辄就打得她满地乱滚，鼻口是血。就这样过了几年，她便一个人去沟里放羊。有一年的冬天，寒冽的北风肆虐着大地，人们龟缩在各自的家里不敢出来，而她还得起早去喂牲口，然后再把羊赶到山里去。那家人说来心也歹，再冷的天从没给她做过棉衣，她穿在身上的破夹袄不知是什么时候从哪里捡来的，紧紧地裹在身上，夏天汗流浃背，冬天寒风刺骨。她的手和脚便是在那一年的冬天冻坏了，手指被冻掉了四根，脚趾全部被冻坏，从此成了个跛子，不能下地劳动。那家人一看她成了个废人，便把她赶了出去，她从此便流落乡里，拄着根拐杖沿乡乞讨。她说不清自己是哪里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更不知道自己出生在哪一天。十五岁的时候，她被一户好心人家收留，那家也很穷，儿子都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媳妇，于是她便成了那人的新娘。五年后，那人在一次砍柴的时候滚下了崖里，她从此就成了寡妇。公公婆婆虽然知道她是个残疾人，但儿子一死，他们的生活都成了问题，怎么还顾得了她？于是她又过上了流浪乞讨的生活。后来，她又被一户人家看中。那人有五十多岁，刚死了老婆，一个人寂寞，便收留了她。但这家伙白天是个人，晚上往死里折磨她，弄得她经常鼻青脸肿，身上紫一块青一块，没一块好地方。这还不算，他是个酒鬼，一喝就醉，醉了便拿她解气，往死里打她。她实在忍受不了了，便在一个星稀月明的晚上，趁那人喝得烂醉，偷偷地跑了出来，躲在一个山洞里，好几天没敢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