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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也有先驱，如蔡明介、李纳斯、马化腾、吉米·威尔士、拉里·桑格等。

山寨手机是一场革命，无须理论指导和罕见的禀赋，尝试人的足够多，只要条件合适，总有成功者脱颖而出，成功者的故事又特别快地被其他人知晓和复制，一个产业群落就这样迅速地形成了。

社会分工的无限细化也降低了尝试的门槛，很多小电子公司聚集在深圳，因为深圳很容易找到各种配套产品和人才。在手机配套市场，难以想象的小零件都可以找到，自己想DIY一部手机并不是很困难。

公司日益庞大、复杂，并不意味着大公司是唯一的出路，很多人在大公司混并不爽，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位极人臣高层的高管也觉得不爽。这些人拥有一些资源，包括技术、人才、市场、运作模式等，一旦条件具备，就准备跳槽出去另立门户，这些人往往成为革命先驱，在美国硅谷和中国各行各业都一样。绝大多数小型企业、山寨企业源于大型公司，在中兴和华为出去的人中就涌现了很多山寨手机行业的革命先驱，他们都是隐形冠军。

四种幕后推手（4）

山寨化一旦成功，示范效应就非常显著，从DVD、手机、计算机等行业的变迁，能明显地感觉到革命先驱一旦成功，就会有人迅速跟进，山寨化就成为一个潮流。

市场

无数不知名的贡献者成就了网络，随着人们衣食富足，为兴趣而工作的义务贡献者越来越多。我并不想走得太远，遥远地预测山寨社会成为一个人人都“低头拉磨不看路，只求奉献不认钱”的乌托邦。

多种力量才会推动社会向山寨化转型，光有网络还不够，光有奉献也不够。线下的交易和高效率的利益分配机制必不可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包容经济中的万物。现代社会尽管交通发达，通信发达，贸易发达，但是人们仍然为市场交易支付了过高的成本。为什么要买大牌产品？因为它更可信，但是消费者通常都要为这种可信性支付额外的成本。

很多出国的人发现国外很多商品比中国要便宜，有人说这是税收的原因，但是地道的中国产品在国外也要便宜。我以为这主要是竞争程度不同造成的，比如，很多产品在美国的竞争强度较中国高，所以产品必然要便宜点。后来一个既做外单也做内销的同学告诉我说不全是这个因素，他给外商的产品价格比国内要低，因为外商可以按照合约付款，不拖欠，这样即使便宜一点也愿意做外单；而国内经常拖欠货款，需要拿赚到的钱补贴可能的亏空，成本自然要高一些。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无限分工，生产者和消费者分离，市场给假冒伪劣提供了天然的牧场。这个道理很简单，牛奶造假的原因是生产的牛奶不用于自己消费，而是用于销售。货物越不容易识别，市场范围越大，造假的驱动力也越大。“一锤子买卖”一般很难有信誉可言。

金字塔型社会很多的约束条件就是为了冲销不信任机制产生的成本。除了很多人要支付溢价买大公司的产品之外，公司内部每天在支付这种惊人的成本。很多人也设想过创造性、脑力劳动的公司像传统公司那样管理是不合时宜的，它无法把最合适的人安排在最合适的位置上。问题在于如果不采用金字塔型的方式，不给每个人分配任务，大家就有可能偷懒。

在“没有首领的起义军”一章中介绍了深圳小电子产品市场机制的案例，企业之间或者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市场总体进化趋势是不断地消除信任成本，电子交易机制让一次性博弈有了很多历史纪录，就像淘宝上对商户信誉的评价等。同时，信息的流通为消费者鉴别商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一个消费者在买房子时，忽略了某个条款，只要在网络上曝光之后，很多人都不会再上同样的当。

信息流通不畅时，发明一条欺骗手法可以管用一年，而现在一个月就失效了。我的一位同事，买一台新液晶电视，先到网络上搜索各种信息进行比较，她发现一条关键信息，商家为了应付激烈的价格战，很多都采用尽量价格低廉的“软屏”。为了在商店展示时争取消费者，则样品用显示效果较好的“硬屏”，型号都是一样，只是成本不同，顾客把产品买回家之后也不会注意到这些细节。知道这一点后，她就要求销售商提供和样品一模一样的产品，信息的流动就是这样向消费者倾斜的。

虽然小企业众多，企业之间的交往诚信还是主流，但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这个圈子很小”，彼此之间都比较熟悉，公司之间做假概率远小于一个大组织部门之间相互欺骗的可能性，价格机制剔除了所有不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