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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毕业于日本弘文师范学校,思想进步,是同盟会会员。傅让还秘密传播一些进步杂志和革命书籍。如雷铁崖、邓洁等在东京出版的《鹃声》以及《四川》杂志等。刘伯承和同窗好友经常从老师那里得到这些刊物,争相传阅。尤其是《四川》杂志,表面看来只是记述蜀地的风土人情、名山大川、闻人掌故之类,实际却是鲜明地反对英、法、日、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云南、东北,揭露清朝政府卖国残民的罪恶行径,鼓励人民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争取铁路等项主权。就连刊物中的诗词小品,也大都是沉痛的忧时爱国之声。刘伯承又读了邹容的《革命军》、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著作。这些,对刘伯承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的眼界更为开阔,了解了新的社会生活,看到了世界的潮流,初步认识到清廷的腐败没落和变革的必要。
在开县小学堂毕业以后,刘伯承又到夔府(今奉节)官立中学就读。1907年春,他的父亲因患肺病,又加上劳累和贫困的折磨,不幸离开人世,年仅45岁。他被迫中途辍学,回乡务农。父亲刚去世不久,最小的弟弟(遗腹子)又来到了世间。他的母亲养活有四男三女。“四男”是:明昭(伯承)、明书(仲麟)、明昌(叔禹)、明良(季能)。“三女”是:琼英、瑾兰、怀珍。这时,大姐琼英已经出嫁,家中7口人的生活重担落在母亲和年仅15岁的刘伯承身上。父亲留下的遗产,仅几间茅屋、十几亩塝田。就连买棺材的400铜板,还是向五伯父刘文吉借来的高利贷。
父亲刚入殓不久,刻薄的五伯父就三番五次来讨债,想趁人之危吞并他们赖以活命的田地。一天清早,五伯父找赵家场有名的泼妇赵二娘来逼刘伯承还债。母亲抱着出生不久的弟弟,上前说好话求情。刘伯承抢上去说:“赵二娘,劳你的大驾,给我五伯父回个话。我刘明昭人穷骨头硬,欠他的钱,日后一定如数奉还,分文不会少。”停了一会,又说:“你晓得,先父与五伯父是同胞兄弟。如今先父尸骨未寒,他就再三再四逼债。谁不骂他绝情寡义、为富不仁!”赵二娘无言对答,只好悻悻地溜走。
15岁的刘伯承象成年人一样,和母亲、姐姐一道,每日黎明即起,荷锄下地,在贫瘠而又缺水的田地里耕耘。一年到头,只能收四、五担毛谷。除去赋税,剩下的根本不够家人糊口,不得己,刘伯承又上山砍柴、割草,或是挑煤、打短工来补贴家用。就这样,长年是红苕杂粮,糠糠菜菜。一到春荒时节,便只好靠挖野菜、剥树皮,掺合红苕杂粮勉强度日,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面黄饥瘦的小弟妹们饿得哇哇直哭。看到这些,母亲的心如同针扎。
好心的邻居见刘家日子艰难,来劝母亲把最小的两个细娃送人抚养。母亲思前想后,忍疼决定将小女怀珍和小儿明良送出去。刘伯承得知后,跪在母亲面前哀求:“娘,一家骨肉说什么也不能分离。我打短工、下煤窑再多挣一点,一定让弟弟妹妹活下去??”一番话说得全家人抱哭一团,母亲硬咽着说:“好,不送了,娘娃死活在一起。”
从此以后,刘伯承给人打短工、干零活更勤了。有时挣几个铜板,有时换几升粮食。揽不到活儿的时候,就到十多里外的御河沟煤场去挑煤炭,担到赵家场街上叫卖。每到黄昏时,母亲和弟妹总是站在门前的黄槲树下,远远地等着刘伯承归来。他虽然疲惫不堪,浑身漆黑,但仍装作轻松的样子说:“没事儿,妈想宽些,苦日子总有个头。”全家人就这样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沦落到生活的底层,使刘伯承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过去,他有条件读书求学,有机会走一条个人飞黄腾达的道路;如今命运把他抛到了最贫贱的民众里面,他必须站在新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和人生。他切身体会到,千千万万穷苦农民耗尽血汗,难得一家温饱的辛酸,亲眼目睹了黑瘦佝背的挖煤汉子,天天提心吊胆地钻矿洞,有时钻进去就永远出不来的惨状。生路在哪里?希望在哪里?他的目光自然地转向了革命的风云。这时候,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全国各地开展革命活动,已经有了相当的声势。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接连不断的反清武装起义,震撼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熊克武等人在川中组织领导的成都起义(1907年)、广安起义(1909年),引起了广泛的反响。革命者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敢于牺牲个人性命的大无畏精神,给刘伯承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影响。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理想、抱负,与现存制度格格不入;民众的利益与上层统治集团的巧取豪夺水火不容。不推翻反动、腐朽的清王朝,中华民族就没有光明,下层民众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