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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于采用某种办法尽可能地缩减过剩人口的数目。马尔萨斯干脆宣布，以往公认的每个生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权获得生活资料的说法是完全荒谬的。他引用了一个诗人的话：穷人来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马尔萨斯自己又添上了一句：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滚蛋（ｓｈｅｂｉｄｓｈｉｍｔｏｂｅｇｏｎｅ），“因为他在出生以前没有事先问一下社会是否愿意接受他”。这一理论现在已成为英国一切真正的资产者心爱的理论，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这种理论对他们是很方便的，而且在现存关系下它在许多方面是符合实际的。既然问题不在于利用“过剩人口”，不在于把“过剩人口”变为有用的人口，而只在于用尽可能简便的方法使这些人饿死，并同时阻止他们生出过多的孩子，那末事情自然就很简单了，不过还得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必须使“过剩人口”承认自己是过剩的，并且心甘情愿饿死。但是，尽管仁慈的资产阶级已经费尽心机，使工人们相信自己没有用处，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希望。相反地，无产者却坚决相信，他们有勤劳的双手，他们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无所事事的有钱的资本家先生们，才真正是多余的。

但是，政权还在富人手里，所以无产者不得不听凭法律宣布他们是真正“多余的”，即使他们自己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新济贫法所做的正是这件事。以１６０１年的法案（伊丽莎白女王第四十三年的法案）为基础的旧济贫法还天真地从这样的原则出发：照顾穷人的生活是教区的责任。如果没有工作，就得到救济，久而久之，穷人就十分自然地认为教区有责任不让他们饿死。他们把每周的救济当做权利而不当做恩惠，资产阶级对此终于感到厌烦了。１８３３年，当资产阶级由于选举改革取得政权而农业区的贫困又达到顶点的时候，他们就立刻着手以自己的观点来修改济贫法。他们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济贫所的工作，这个委员会揭露了很多惊人的事实。它发现农业区的整个工人阶级都变成了贫民，他们全部或部分地靠济贫金过活，或在工资低的时候领到一点补助金。委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制度养活了失业工人，帮助了工资低和孩子多的人，使私生子的父亲抚养自己的孩子，并一般地承认穷人有被保护的权利；这个制度使国家破产。

“它阻碍工业发展，鼓励人轻率结婚，促使人口增长，抵销人口增长对工资的影响；这个制度是一种全国性的制度，它使勤劳而诚实的人不愿意工作，使懒惰、放荡和轻佻的人得到鼓励；它破坏家庭的联系，经常阻碍资本的积累，耗费现存的资本，并使纳税人破产；此外，它还给私生子发抚育费，这简直是在发私生子的奖金”（摘自济贫法委员会的报告）＇6＇。

这一段对旧济贫法的作用的描述大体上是正确的：救济金鼓励懒惰，促进“多余的”人口的增长。在当前的社会关系下，穷人自然不能不成为自私自利的人，如果工作或不工作生活条件都一样，那末他在二者之中当然要选择后者。但是从这里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前的社会关系是糟透了的；而决不能得出像马尔萨斯派的委员们那样的结论：贫穷就是犯罪，应当用威胁的手段来对付它。

但是这些聪明的马尔萨斯信徒们却那样相信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以致毫不犹豫地把穷人放到他们那套理论的普罗克斯提斯的床上去，并极其残酷地把这种理论应用在穷人身上。他们和马尔萨斯及其他拥护自由竞争的人们都深信，最好是让每个人自己替自己打算，彻底实行听之任之的原则，所以他们很想把济贫法全部废除。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胆量和权威来这样做，他们就提出一个尽可能适合马尔萨斯观点的济贫法。这个法律比简单地应用听之任之的原则还要残忍，因为在这个原则消极地起作用的地方，济贫法进行积极的干涉。我们已经看到，马尔萨斯把穷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失业的人叫做“多余的人”，宣布他们是罪犯，社会应当用饿死来惩罚他们。诚然，济贫法委员会的委员们还没有野蛮到这种程度，因为让人们活活地饿死就在他们眼睛里也还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们说：好吧，你们穷人有生存的权利，但是也仅仅只有生存的权利；你们没有繁殖的权利，更没有像人一样生存的权利。你们是国家的祸害，即使我们不能像消灭其他任何祸害一样立刻把你们消灭掉，至少你们自己也应当感觉到自己是祸害；必须把你们控制起来，使你们不可能直接生产出其他的“多余的人”，或者以自己的坏榜样引诱人们走上懒惰和失业的道路，间接地生产出“多余的人”。你们不妨活着，但是，你们活着只是用来警戒所有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