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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变革者也”，揭示了“礼”的规范下的社会结构和这种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克己”，要求从自己出发，通过对个人思想、观念、行为的约束，以达到“礼”的要求。克己就是修身，使自身加以克服于礼。

传统家族组织制度下，人的社会地位是通过身份来决定的。人的自我的表现形式是通过身份来体现的，人没有独立的自我，更不会过分强调与表露自我。

依据血缘关系和差序格局，一个人从自身出发，推演出围绕自己展开的关系结构。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既有纵向的等级权利关系，也有横向的远近亲疏关系，在这种纵横交错的关系中，一个人的身份被确定下来。

与个人的身份相对应的是一整套行为规范，也就是个人对自身的品德修养的要求，达到身份的要求。人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即所谓“修己”，来达到“内圣”。通过内心自觉自律，追求达到仁、义、礼、智、信的理想人格。一旦遇到问题，会反求诸己而不外责。

身份的决定性导致了个人对组织的依赖。个人依赖组织而存在，个人的生存、发展和荣辱都与组织的发展存续息息相关。个人会掩盖个性，以尊重、维护家族的伦常结构。由此造就了中国社会与西方不同的特点，不强调个人权利，而更强调个人对家族的义务。个人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为了家族整体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

尊卑长幼的秩序规定已经浸透到中国人“习焉而不察”的整个文化心理结构中。等级序列对个人的要求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对待上级强调“忠”和“孝”。关于“孝”，蔡元培先生在《中国伦理学史》中这样阐述：“人之全德为仁，仁之基本为爱，爱之源泉，在亲子之间，而尤以爱亲之情发于孩提者为最早。……故曰：孝者，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揭示出“孝”是对一个人内心来说各种修身、养性的道德要求的开始，由“孝”才能推出对国和天下的责任。同时，“孝”也是维护家族组织存续的基础，由于“孝”，人们拒绝流动，使家族组织这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得以强化。而“忠”被看成是“孝”的延续，是把“孝”置于组织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表现。“忠”“孝”是内在一致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3。4制度特征（3）

其二，对待下级讲究“德”、“正”、“信”。处于等级次序中高一级的个人，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以德为核心和根本来要求自己，而对待下属，则“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依赖德治达到目的。而要实现德治，也要求上级或者管理者具备“正”的品质，“政者正也”，正己方能正人，才能产生“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效果。而这种德治，也伴随着“信”，一方面是上级自身的信，“君子信而后劳其民”，另一方面是对下的信任和放权。

其三，对待平等地位的他人追求“义”。个人对待平行结构的其他人以“义”为行为标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朋友之间“近于礼，远耻辱”。

制度实现：情理交融

中国传统以人文精神和非理性主义为特点，故十分注重伦理道德、人际关系和情感意志。因此，中国管理常常采取“情、理、法”的管理次序，而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齐之以法”中，又是以情为先，所重在理，理讲不通，迫不得已才动法。

在中国，“家国同理”，社会是家庭的放大，君主是百姓的“严父”，“天下一统”是中国历朝历代社会组织的基本目标。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中心是“礼治”，礼的核心是“仁”，“仁”的要义是维护这种血缘关系。

“礼者，履也”。“礼”的实现，不仅仅停留在理性层面，而且渗透在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居家日用、饮食起居中。传统儒家以人性的情感心理作为出发点，以亲情作为中心和前提构建社会的一切，由伦理而引申到政治（“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再引申到宗教（三年之丧、祖先崇拜等）。从而，“孝悌为仁之本”不是理性哲学思辨的结果，也不仅是作为实践理性的道德规范，而同时是营造某种感性心理的情理结构。

这种情理交融的人性，是一种包含情绪、欲望，又和理性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复合物，基本上是以情—理为主体的感性形态的个体心理结构。它不只是由理性去控制、引导、支配感性，更重要的是“理”中有“情”，“情”中有“理”，“合情合理”，是理性与情感的交融和渗透，贯通和统一。

因此，“礼治”既要求具有层级分明、秩序井然、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