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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职的金字塔形的组织框架及其管理、控制过程，也要借重亲子情、朋友义、同学谊、同乡恩等这样一些情感化的因素去规范、融通和实现。

汉董仲舒开始，中国社会管理逐步建立了一个由“孝悌”、读书出身和经由考核、推荐而构成的人才管理和文官体制，这种体制既包含了正式结构的一面，也包含了非正式结构的一面。科举制度、文官制度与各种亲族关系和人情关系交织成一张张复杂的情理交融之网。

中国人经商注重“礼尚往来”，注重同乡、同事、同学、邻里故旧等感情的培养和维系，饮食文化、酒文化发达而不厌其烦，看重各种暗示的心理作用，其内在的感性化、情感化管理规范是重要原因。

领导规范

中国传统管理方式在领导与控制方面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素质修养

从素质修养的层面来说，中国传统管理方式特别强调对领导者个人素质的砥砺和个人修养的要求。只有施行仁爱的领导人才能成功地带领和凝聚一个集体并带来有序的管理，而要具备这一品质就必须努力培育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通过内心自觉自律，追求达到仁、义、礼、智、信的理想人格。传统儒家思想本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认为只有个人修养上去了，才可以管理好一个家庭，进而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使天下达到太平。因此，领导者的素质与修养就成为管理活动中的关键要素，对于领导的成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前述对待上级的“忠”和“孝”，对待下级的“德”、“正”、“信”，对待他人的“义”，是领导者应该具备的素质和修养。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鲜明地表达了古人在领导者的素质与修养方面的要求。

具体来看，这种对于领导素质和修养的要求在管理实践中就表现为：第一，在选择领导人时，讲求德才兼备，德重于才；第二，在实施领导的方式上，“身教重于言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讲求更多地采用道德教化而非强力驱使的方式来领导下属，较为看重软性管理手段的实施效果；第三，在评价领导时，不但注重具体的事功业绩，更注重领导者在弘扬道德、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儒家的道）、教化方面的成就。

领导垂范

正是出于对领导者个人修养及其在管理活动中地位的重视，中国传统管理方式强调“领导垂范”在管理活动中的作用。中国古人，尤其是在儒家思想中，特别强调的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首先是一种伦理上的要求，即君主就要像个君主的样子，臣子要像个臣子的样子，这样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在管理上也是如此：下对上，被管理者应该恪尽职守，“忠于王事”；而上对下，领导者也应该表现出仁慈德爱，施行“仁政”——这一点尤其被强调，因为在这一伦理秩序中，领导者一方发挥着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也就是所谓的“上行下效”。这样一种管理规范要求领导者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而被领导者则追随榜样、服从领导，所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如果领导者未能成为表率和垂范，那就会造成“上梁不正下梁歪”的严重后果，从而使组织管理活动陷入混乱。

恩威并济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一方面强调儒家意义上的“德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不偏废法家意义上的“法治”的重要作用，主张儒法互用、双管齐下。由此，在领导与控制上，就形成了“恩威并济”的领导风格。一方面，给予恩惠、关怀的做法虽然是调动下属的一个重要手段，但也有着它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强制手段虽然能维持基本的组织秩序，保证某种程度的管理目标实现，却也不足以实现理想的管理。因此，传统管理吸收了儒法两家的有益成分，并加以综合，将严格的管理与人性关怀、情感融通作为两种互补的领导手段同等重视，交互运用，形成“恩威并济”、“刚柔并济”、“两手都要硬”的领导风格。从某种角度看，“恩”代表了一种“文”道，代表了道德感化、人情关怀的一面；“威”则属于“武”道，属于不可逾越的“礼”、“法度”，代表了严苛的一面。而“恩威并济”的传统领导方式反映了中国古人在“反者道之动”、“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认识基础上的自觉运用。只有“恩”和“威”两种方式交互使用，时宽时严，才能做到文武兼备、张弛有度、操控自如，符合管理之道，进入一个更高的管理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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