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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翻译，亲眼看到了美国人做出的包括使用原子弹的威胁恫吓，也清楚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他们在朝鲜战场上检测美国人是否在此使用了原子武器的情况。也就在与美国人面对面的较量中，他学会了抽烟和吐烟圈儿。

17。苏联人终于摊了牌（3）

1957年，朱光亚秘密调入原子能研究所，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方面的研究。1959年底，朱光亚调到九所任副所长，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的技术负责人，开始了真正的原子弹秘密历程。当时，胡干达是九所的秘书，除了为其他几位领导服务，也还要负责朱光亚平时的生活和安全。

胡干达说，我们刚分配到二机部的时候，宋任穷在欢迎会上给我们讲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下去检查工作，领导干部给我汇报，我不听成绩，就看有什么问题。他有个观点，就是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如果连你这个单位出现什么问题你都讲不出来，证明你还没有发现问题。我一想是很有道理的，宋任穷这个人很有政治头脑。后来我分到九局，开始大概几十个人，郭英会给我们讲了讲，他说我过去在中南海工作，给周总理当过军事秘书。我们这个单位保密比中南海还严，但工作性质他没有讲。不过我们从一开始进这个单位，心里就大致知道它的分量。后来明确我当秘书，几个领导都得服务，工作非常紧张。当时人比较少，单位又很重要，领导要求是很严的。郭英会很严，布置工作要限制时间完成，而且他要检查。比如开完会以后，他归纳一下马上要把开会的内容整理成简报，他在办公室等着，你就去整理。整理完以后，他拿去看，改完以后你拿去打字，他才回去吃饭。如果需要送到部里的话，还要开车送到部里。郭英会这个人很精干，性子很急，我们两个秘书经常受批评，但在他手下工作确实受锻炼。每天晚上我养成这么一个习惯，脑子里要演一遍电影，回顾一下，有没有疏漏的地方。有一次，郭英会说你把纸和笔拿来，我有个东西你记一下，拿回去整理。我到他办公室，他口述，很详细，连段落标点符号都讲得很清楚，让你回去整理，什么时候交来。时间是很紧的。其中说到按照二机部用人条件，要求各个单位物色合适人选。这“物色”两个字我一时想不起来，就改成了“挑选”。挑选跟物色意思差不多吧，如果是一般的领导干部，也就过去了。但郭英会用红铅笔把“挑选”两个字勾掉，改成“物色”，我一看，感到这个人工作确实很精细。我们还有一个学术秘书，叫张开山。他有一次写了一封介绍信，到外边联系工作，郭英会把落款日期写错都看出来了。平常科研室的人向他汇报工作，啰嗦是不行的。

胡干达说，那时九所的行政领导是李觉为核心，吴际霖和郭英会是他的左右手。李觉善于抓大事，吴际霖经常起着一个大管家的作用，特点是细心、谨慎，他不像郭英会那么急躁。郭英会是部队型的，部队团政委下来的，工作抓得有步骤、有检查。吴际霖当时的担子很重，他还是九局的临时党委书记。他侧重抓组织管理，包括机构怎么设置、怎么运行。那时三个机构一块牌子，青海金银滩叫前方，北京九所叫后方。因为金银滩海拔三千二百多米，生活条件恶劣，技术干部调来以后马上去那里是很困难的，所以，在北京西北郊搞了一摊，技术干部来了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可以先做一些科研生产的前期工作，以及技术性的工作，这些具体工作都是吴际霖、郭英会抓。像室主任一级的人调来的时候，吴际霖都要亲自到招待所去看，李觉也去看，这种作用是很好的。包括一些老的技术工人他们也都要去看，干部部门给我们说今天到了多少人，我们要及时汇报给领导，领导去看他们大部分是晚上。院里人才济济，王淦昌侧重实验物理，彭桓武侧重抓理论部，郭永怀侧重抓工程，朱光亚是科研方面抓总的一个人，大家协作配合，运转得很好。王淦昌先生说我们在九院这个地方工作，感到科研环境比科学院还要好，对我们很信任。领导干部之间很融洽，大家对李觉很尊重，专家分工也很明确，专家跟党政干部的关系也很融洽，对李觉、吴际霖、郭英会评价都很高，认为这种领导干部，这种精神很难得、很可贵。为了保证科研时间，院领导开完会之后，直接给几个大专家传达。不让他们专门抽出时间读报纸，不搞这些形式主义。苏联专家想知道一些情况，院领导亲自出面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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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苏联人终于摊了牌（4）

胡光达说，朱光亚是1959年底来的。苏联专家来了以后，发现吴际霖是行政干部，就提出我是搞技术的，你要给我挑一个对等的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