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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当年有点心急，急着出头，急着证明给人看，是可以理解的。这二十几年，如果心不急，也发展不了这么快。但高楼大厦起得容易，改变理念，提升政府管理能力和民众的文明素质就没那么容易。失利让人清醒，让人长进，就像发豆芽时要在上面压个碟………有压力了，豆芽长得壯些。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全体眼巴巴地盼着运动员那一块金牌，为国争光，因为那时咱们觉得处处不如人，需要金牌长志气。结果，运动员们不堪重负，奥运金牌也有点变味。朱建华在汉城一失利，上海家里的玻璃就被砸了；李宁从鞍马上摔下来，下飞机时就要老老实实走在最后一个。吓得走在第一位的高敏脊梁发冷，得到的鲜花越多，越怕承担不了日后的失败，不惜装病也要闹着退役。这让她出征巴塞罗那奥运会时经历了炼狱般的精神考验。那时的中国人，输不起啊。

2001年的北京与1993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是不是只有奥运会一种机会来让世界认识我们？当然不是，人有了底气，眼光就会放远些，心胸就会宽阔些。就象你在家里请朋友吃饭，人家问你为什麽，你是说：〃因为想秀一秀家里的新装修，你看，家俱都是镶了金边的！〃还是说：〃因为想让大家好好高兴高兴！〃？有了这种心态的成熟，目标也就更单纯些，即使听到风言风语，也要把它们当作是一个民族成长的必然经历的烦恼。

2007年7月13日，当我站在国际奥委会委员面前，准备就北京申奥的文化计划进行陈述时，我一点都不紧张，甚至不去想最后的结果。邓亚萍事先对我说：“想赢就不紧张，怕输才紧张。”而我的心得是：“把自己忘掉，紧张从何而来呢？”那一刻，我就是一名信使，把信传达到是我的使命。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那些凝聚的多少人心血的精简了再精简，推敲了再推敲的字字句句，都要打到听众的心里去。那天现场的光线从观众席后射向讲台，我看不清人们的面孔，但我又似乎能看见他们。该笑的地方，他们笑了，该惊喜的地方，他们在深呼吸。结尾处我说：“七百年前，当马克波罗即将去世时，人们再一次问他：‘你所说的那些关于东方中国的事，到底是不是真的？’马克回答说：‘我告诉你们的不及我看到的一半！’来北京吧，用你们自己的眼发现中国。”这些话打动了他们，我深信不疑。

气功大师的预测也没有那么准（2）

有外国记者问我：“你并不为国家机构工作，甚至也不从事体育，为什么投入这么多时间做与奥运相关的事？”我告诉他们说：“主办奥运在中国现代发展史上是一件重要的事，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与贡献，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从此都将大不相同。我不仅仅是志愿者，也是受益者。因为我是国家的主人。”今天当我告诉国际媒体，北京奥运需要十万志愿者，却有二百万人报名；北京的公共场所已禁止吸烟；公共厕所全面整改，低排放绿色交通工具在奥运会期间使用，日后将在十个超大型城市中普及推广，大幅降低废气污染，……他们都睁大眼睛说：“这太棒了！我们怎么不知道？”有些固有观念的确会遮蔽视野，那是有选择的盲点，连当事人也不一定意识到。

在奥运年，；《杨澜访谈录》改变以往的周播形态，制作50集系列采访，在东方卫视以日播形式播出。我走访了国内外50位奥运人物，有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大逆转开山铺路的优秀组织者，有奥运史上伟大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也有为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绿色奥运谱写社会新篇的社会人士。我越来越发现，奥运不仅是万众瞩目的宏大叙事，也是冷暖自知的个人体验。

对于都是冬奥会男子单人花样滑冰冠军普鲁申科来说，滑冰是母亲为了让瘦弱的儿子变得强壮而做出的选择。11岁那年，家乡的滑冰场关闭了。普鲁申科只身来到圣彼得堡投靠教练。为了负担儿子的费用，父母不得不打几份工，母亲一度在马路上干铺沥青的重体力劳动。形单影只的普鲁申科不仅饱一顿饿一顿，而且屡屡遭受同队大男孩的欺负。好几次他在火车站目送母亲离去，不由自主地跟着火车奔跑，呼喊着妈妈把他一起带走。但他终于坚了下来，滑冰是他唯一能够出人头地的机会。他用第一次参加欧锦赛的奖金给妈妈买了一条裙子。“妈妈穿什么都是最美的。”今天的普鲁申科已经把该得得奖杯都拿了，是什么让他在都灵退役之后又宣布参加了2010年的冬奥会？“我要创造历史。因为还没有人能连续两次拿到这个单项的奥运金牌。如果去做职业滑冰选手，我可以赚更多的钱，但是，不，我的目标是成为伟大的运动员。”

如果只是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