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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曾督察认为是共产党给我们行长透的消息吗?”谢培东没有看曾可达,也没有看面向玻璃窗外的方步亭,只是问道。
曾可达:“我从来没有这样认为。”
谢培东:“那曾督察认为是谁给我们行长透的消息?”
曾可达:“谁透的消息都不重要,我只想知道方行长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直接去找梁经纶,说他是我们的人。”
谢培东必须看方步亭了,希望他接言,至少给自己什么暗示。
方步亭依然端坐不动,只望着窗外。
谢培东只好自己接着对话:“曾督察实言相告吧,梁经纶到底是不是你们的人?”
曾可达来就是为了摊牌的,摊了牌也才能谈判,不再迟疑:“梁经纶是我们的人。”
谢培东向方步亭说道:“行长,曾督察既然坦诚相告了,还是您来说吧。”
方步亭慢慢转过了半个身子,却是端起了茶海上那杯茶,向曾可达一举:“请喝茶。”
曾可达连忙端起了杯子。
方步亭又瞟了谢培东一眼:“喝茶。”
三个人都喝了一口。
方步亭:“你们接着谈。”放下茶杯,没有再看窗外,面对着二人。
谢培东:“行长,北平分行的难处一直是你在担着,委屈也一直是你在受。都这个时候了,你就不要再憋在心里了。你不说,我也说不到位。”
曾可达立刻接言道:“谢襄理说得很对。来的时候,经国先生也是这样指示我的。有什么难处,有什么委屈,请方行长都说出来。凡是他能解决的,一定帮忙解决。”
方步亭虚虚地望向曾可达:“曾督察能不能先回答我开始问的那个问题?”
曾可达:“哪个问题?”
方步亭:“为什么是三个杯子?”
曾可达的脸有些红了,尴尬了片刻,站了起来:“我先向方行长道歉,回去再向经国先生检讨。经国先生送给您的本来是四个杯子,我不小心摔碎了一只。”
方步亭:“那怎么变成三个杯子代表我们三父子了呢?”
曾可达的脸通红了:“是我的临场发挥……”
方步亭:“经国先生并没有这个意思?”
曾可达:“没有这个意思。”
“好。”方步亭态度立刻和缓了不少,站了起来,手一伸,“曾督察请坐。”
曾可达再坐下时,连端坐也不自然了。
方步亭却没有再坐下,转望向谢培东:“把纸笔拿给曾督察。”
谢培东站起来,赶忙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叠公文纸、两支削好的铅笔踅了回来,放在曾可达的茶几前。
方步亭:“既然是经国先生派你来的,请你把我的话记下。最好照我的原话记录,不要加上你的理解。曾督察同意吗?”
曾可达严肃了,拿起了笔。
方步亭站在那里,声调铿锵,渐转高亢:“民国十七年,我方步亭在美国,虽然适逢经济萧条,可作为耶鲁大学的教授,莫说与中国人比,跟一般的美国人比,生活也是可以的。你们的宋子文先生,又写信又派人请我回国,说是国家有难,学人有责,要建中央银行,建立金融秩序,恢复国民经济,有厚望焉。”
曾可达开始记得有些滴汗了:“请方行长说慢些。”飞快地写着后面几句话。
方步亭只等了他少顷,接着还是那个语速:“我放弃了在美国的洋房花园,放弃了高薪待遇,带着妻子和两儿一女回了国。没有向政府提任何要求,一心为蒋先生的国民政府搞金融,赚了多少钱,你们可以去翻翻中央银行的档案;国民政府又给了我多少钱,你们也可以去查查我的收入。‘八一三’上海沦陷前,政府十万火急要我将中央银行金库的黄金、白银、外汇尽快尽量运往后方,连船都是我向民生公司卢作孚先生要的。说来没有人相信,为了载重量,我把夫人和孩子都撇在了上海……后来的事你们都知道的……我的妻子、女儿被日本人炸死了,过了两年才把小儿子接到了重庆。大儿子呢,正被你们派来报应我。”
曾可达停下笔,抬起头,发现方步亭并没有叫他回答的意思,只好又赶着把后面的话记完。
方步亭接着说道:“我那个小儿子惦记他大哥,请我的一个下属不时去看看他,捎点儿东西,兄弟之情而已,硬被你们办成了一个共产党的案子。现在崔中石不明不白死了,又弄出个假共产党梁经纶来套我那个傻儿子。曾督察,你刚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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