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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他也不敢玩那么多的小花招。但他不知道，这种小聪明愈是发达，愈是因为这种小聪明而看轻天下人，其实愈是一种愚蠢。把别人当傻瓜的人，他自己才是最大的傻瓜。薛涌就是这样的傻瓜。事实上，他已经因为这种傻瓜吃过一些苦头，比如，茅于轼明明一直强调穷人富人同等保护，从来就没有说过首先保护富人的话，薛涌为了自己攻击茅于轼的方便，非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茅于轼主张首先保护富人，甚至把茅于轼这个所谓的主张写进他的文章标题。这么拙劣的伎俩当然不可能不被揭穿，好多围观薛涌的人因此终于有一天哈哈大笑地离薛涌而去。以至于薛涌自己对这段历史现在也闭口不提，只好一本正经地改而攻击茅于轼主张保护富人，好像他指责茅于轼主张首先保护富人的事情从来就没发生过。

只顾得上抢政治正确的高地，抢道德高地，为这样的“大节”而不惜常常牺牲细节，尤其是牺牲致命的细节，这是薛涌成名的全部秘诀，但也会是薛涌失败的致命因素。在真正的学者看来，求证是一切学问和思考的基础，细节是一切大节的前提。没有求证，没有细节，一切无从谈起。一个完全无视求证，一个任意歪曲细节的人，一个不择手段地打倒别人抬高自己的人，这样的人号称自由派，才真是对自由派的侮辱。这样的人号称学者，更是对所有真正学者的侮辱，对学术界的侮辱。这样的人进入不了美国主流社会，只能一直靠国内媒体的同情度日，也就毫不奇怪了。这样的人不只需要上*自由的课，更需要上怎样做人的启蒙课。

告笑蜀：请学习*自由的基础课

我批评笑蜀，没有听见笑蜀的回应。不过，这次批评吴敬琏所谓“极少数人挑拨煽动”，笑蜀终于出来说话了。他贴出别人的帖子，题目叫《吴敬琏批左棍，痛在薛涌心上》，然后自己发表这样一番言论：

吴敬琏的文章说的很清楚，他的对手仅仅是那批1980年代以来一直反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老左棍，譬如XX之流。这不过是吴敬琏跟那帮老左棍1980年代以来斗争的延续。跟薛涌半点关系没有。而那帮老左棍挑拨煽动策划于密室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本能吗？吴敬琏这点上哪又冤枉了那帮老左棍呢？

就这薛涌也能扯到自己身上去，把自己做成这个事件的主角。也真能炒作自己啊。

妄想症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不择手段到了这种地步。真疯了。

换了别人，我也许就不说什么了。但笑蜀属于在《南方周末》这样的大报主持言论的人物，不免要对他有点告诫。

第一，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即使杀人犯要被判罪，也要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审判。萨达姆虐囚是犯罪，但美国倒萨时也虐囚，同样是犯罪。这里的区别是，萨达姆不认为自己是犯罪，美国人则认为自己是犯罪，而且把一些参与者判了刑。“极少数人挑拨煽动”等等*式语言，左棍们喜欢用，而且理直气壮。但如果一个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人也用，这就如同美国人虐囚成了丑闻。你如果觉得你可以用*式的语言来反左，那只能证明你骨子里还是左。我们应该清理门户，把你踢出自由派阵营，这就像美国人要把虐囚者判刑一样。

第二，“煽动”作为一种罪名，是在言论不自由的地方被发明出来的。如果左棍一“煽动”，老百姓就跟着人家走，那就说明左棍说的有几分道理。你不能不让老百姓跟人家走。不久前有人在我帖子下留言，说如今谁想有“人气”，只要摆出一副左的架式就行。如果真是这样，自由派难道不该反省吗？要知道，在八十年代，谁想搞臭自己，才必须摆出左的姿态。当时反精神污染，我的朋友们关起门来痛心疾首：怎么不批我呀！我才最反动呢。那时一批谁谁就红。如今，自由派怎么走到这步田地？还不是你们骨子里是左棍？今天说正确的观点不用投票，公共政策也不准进行公共辩论，明天又说“少数人煽动”。要知道，在*国家，哪个候选人能“煽动”大家听他的，他就当选了。“煽动”作为罪名，建立在一个基本的预设上：那就是老百姓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不懂得什么是自己的利益，容易跟着坏人走。或者说老百姓应该拥有为几个精英所首肯的思想。可惜，在*社会，老百姓不是“群众”，而是一人一票的个人。“煽动”也属于正常的游戏。“炒作”就更正当了。我的文章被你们《南都》的同事*，基本预设其实就是这样：老百姓太“仇富”了，他们根本不应该有这样的思想，我们的报纸也不应该登这样的言论，应该登的是“保护富人”的言论。看看，没有经过选举，没有经过公共辩论，几个编辑就可以定下来老百姓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