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部分(第2/4 页)

我要求瑟曼随时通报情况，随后我就打电话给切尼部长。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电话，是我第一次履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职责，向国防部长提供军事方面的咨询。当我叫醒他并把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告诉他时，切尼的冷静给我留下了印象。我接着谈了瑟曼和我的看法，认为我们还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不便向吉罗尔迪表示什么。切尼表示同意，随后他打电话给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后者也同意这一意见，于是就这样报告了布什总统。

到了上午8点半钟，政变并未发生。瑟曼来电话报称，吉罗尔迪显然碰到了后勤方面的困难，他的行动推迟到当天下午。

那天上午，我去白宫见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班子。我从椭圆形办公室直接打电话给瑟曼，得到最新信息，然后把瑟曼所讲的情况告诉总统。吉罗尔迪是保卫诺列加司令部安全的巴拿马国防军第四连连长。他帮助过诺列加镇压新近发生的未遂政变，这两个人的私人关系密切，诺列加还是吉罗尔迪的一个子女的教父。吉罗尔迪要求我们动用美国军队封锁军区的入口通道，这样在该市外面的巴拿马国防军部队就无法前来援救诺列加。但是，他不想把诺列加交给我们。他有这样奇怪的念头，认为诺列加会接受命运的安排，平平安安地隐居乡间。然而，他无法保证自己家属的安全，他要求美国在巴拿马的官员能为他们提供庇护所。

整个事情听起来不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举动。切尼、瑟曼和我都认为，美国不应卷入，总统的所有其他顾问也都同意，尽管我们担心如果吉罗尔迪失败，我们就可能会被指责放过了一次搞掉诺列加的机会。然而，布什总统已拿定主意，既然吉罗尔迪闭口不谈民主，我们就不支持他，除非他对恢复文官治理作出承诺。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目睹布什班子是如何处理问题的。我很吃惊，举行这样紧要的讨论会竟毫无准备和没有安排后续措施。弗兰克·卡卢奇和我创设的政策研究小组制度已被这个新班子废除。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是一个机智的人，他后来发现了问题并重新下令把政策研究小组改成委员会，由他的副手鲍勃·盖茨任主席。但是这些都是后话。这一天，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进行的讨论是直率而毫无顾忌的。全部与会者中最难办的是总统办公厅主任约翰·苏努努。在这个问题上，苏努努既不能容忍冒傻气的人，也不能容忍聪明的人。他在半路上打断别人的话，并讲些与主题毫不相干的话。我注意到，他的这一举止似乎没有引起总统的反感。布什在听，很少发言。他一旦开口，则说得合情合理。他再三重申，政变策划者必须表示恢复民主的明确意向，“否则我们不作任何承诺。”而后他宣布会议结束。我回到了五角大楼，待在那里与瑟曼保持不断的联系。

在这紧张的一天当中，我去切尼的会议室时，遇见了一个我绝没有想到会见面的人。部长在接待苏联新任国防部长季米特里·亚佐夫大将，随同亚佐夫前来的是在德国与我的第五军对峙的苏联第八近卫集团军前司令弗拉季斯拉夫·A·阿恰洛夫上将。切尼给我们作了介绍。我们两人面对面坐在桌子两边露出微笑，不无明显的讽刺意味，因为这两个军人往日曾研究过如何消灭对方。“阿恰洛夫将军，”我说，“您知道，我过去在法兰克福时总是把您的照片摆在我的办公桌上。”

他狡黠地向我一笑说，“是的，在我的办公桌上也放着您的照片。”

夜晚降临，来自巴拿马的最后消息说，吉罗尔迪的政变因为天黑无法行动，改在第二天发动。

第二天早晨果真发生了政变。吉罗尔迪在军区扣押了诺列加，但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他。我们指示瑟曼，只要政变策划者把诺列加交给我们，就可以看押他。但瑟曼并没有主动采取行动去抓他。与此同时，诺列加毫无隐退到他庄园养老的意思，相反，他抓起电话呼叫在巴拿马市和75英里外的里奥阿托的忠实部下设法营救他。到下午，诺列加已设法说服吉罗尔迪放弃政变行动，这次政变就这样流产了。整个事变自始至终正好5个小时。

在向白宫报告了这一失败之后，切尼和我走出办公室来到滨河大门口的校阅广场。既然我已经处理了一场危机，也许是举行正式仪式宣布我开始履行主席职责的时候了。尽管政变失败对我来说不是个吉祥的兆头，但我从中看到了不少东西：切尼是冷静而坚强的；联合参谋部是一个高效率的办事机构；布什总统在身边顾问们的嘈杂喧嚣声中能够看出问题的本质并作出明智的决策。

吉罗尔迪完蛋了，诺列加很快下令处决了他。但是由于吉罗尔迪的失败在美国造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