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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自己的实力。摩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西乃山顶接受上帝的“十戒”的。之后，摩西派人去迦南，考察了那里的情形，准备率领以色列人回到祖先的地方。 到了公元前1250年，以色列人在摩西的继任者约书亚的指挥下开始征服迦南，并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平定了迦南全境。 在最初的二百年，以色列是由十二个部落联合而成的。各个部落在政治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只有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上，才由各部落的代表聚在一起进行讨论。对于外敌的入侵，原则上是选出一个最有能力的战略家统率一支由各部落集结而成的军队进行作战。 对迦南的平定，希腊非利士人比以色列人晚了一步。他们是在公元前1020年从爱琴海出发入侵迦南的地中海沿岸，并开始在沿海的平地上定居下来的。非利士族每到一个城市都封王。他们有最好的铁制兵器，在武力这点上，显然比犹太人更胜一筹。 对了对抗非利士族，在公元前1020年左右，犹太人也开始导入王制。以色列的第一代国王是扫罗，他在和非利士族的决战中阵亡。在他以后出现的大卫王镇压了非利士族，终于使以色列有了实现国家安定的基础。所罗门是当时有名的国王，他统治下的王国版图辽阔，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到现在叙利亚平原。 但是，荣华没有持续多久。在所罗门死后，王国南北分裂。北方的十个部落形成独立的以色列王国，以便和南方的犹大国进行对抗。南北双方经常为了争夺霸权而同室操戈。繁荣本来是靠全体成员的协力才能实现的，但正因为有了同族间的战争，南北以色列民族的政治和军事实力都迅速衰弱。从那以后，外敌入侵就频繁起来。在公元前723年，北方王国被亚述军队消灭，公元前587年，南方王国也巴比伦王消灭。这样，南北王国的人口大半流离到巴比伦周边地区，被抓成为囚犯，最后成了撒玛利亚人。 从扫罗王国到南北王国的灭亡的五百年间，以色列的政治史在内容上和其他民族在没有什么大的差异。社会制度通常是为了人民的生存而建的，在机能和问题应对上是具有普遍性和相通性的。但是，在宗教这块精神领域上，以色列创造了他们特有的遗产，那就是《圣经》（特别是它的预言）。 预言不但是一种宗教文学，在民族危难之际，它还可以在上帝的立场上为民族和个人的存在方式指明方向。在政治性和社会性判断上，预言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宗教文学。在现实中，预言虽然与人们的常识有很大的冲突，但以阿摩司为首的先知还是层出不穷。这些先知们大声呼吁正义，表现出了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 先知的记忆中有与上帝的对话，而他们会把这些对话告诉下一代。先知们能够深刻地洞察对话后面的意义，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发。《荷马史诗》就告诉了人们一些文化和审美方面问题的解答。对于先知来说，他们的任务就是传达上帝的意志，即使预言的东西不符合自己的意志。这就是摆在先知面前的事实，也是他们的苦衷。 公元前538年，成为劳役的南王国人民被允许返回故土。但是，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一切已经荒废殆尽。回来的民众开始自发地进行祖国再建。与此相反，北王国的人民再没有重建自己的国家。从这以后，以色列人就被称为“犹太人”，他们在南王国的传统下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以色列人再建祖国并不是要复辟王政。犹太人虽然被赋予了祖国再建的自由，但是仍处在波斯帝国的地方总督的管理之下，而他们的国家主权也没有得到承认。公元前332年，犹太人被纳到亚历山大管辖之下。在亚历山大死后，他们又转移到了埃及王朝的统治之下，最后又到了叙利亚的管辖之中。 公元前164年，祭司家族出身的玛喀比率军打败了安条克的军队，让犹太人实现了独立自治。但是，这种景况只持续了一百年左右。公元前63年，南部的野心家希罗德用金钱买得罗马皇帝的欢心，被任命为巴勒斯坦王。 自从成为巴比伦的囚虏以来，犹太人一直在异族的统治之下过着非人的生活。在那时，他们开始祈求上天能够赐予他们一位真正的英雄，带领他们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他们深信，这个英雄一定有古代大卫国王的血统。这就是犹太人特有的救世主思想的起源。 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犹太人的祖国再建运动并不是由于他们需要政治归属感，而是他们的宗教归属意识让他们有了这种自觉的行为。成为捕囚以后，《圣经》才被编纂出来。为了简明易懂地向普通民众讲授《圣经》中的道理，拉比出现了。为进行布教和人们做礼拜，一座座犹太会堂也建了起来。 捕囚历史之前，宗教是以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神殿为中心的，具有强烈的都市国家色彩。在捕囚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