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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不痛苦了。接着就弯下腰去拔秧，把秧苗拔出来后，再把秧苗根部的泥土洗干净后用稻草杆扎成一束，扔在一边后再拔第二束秧苗，第三束秧苗……这样地，一直要干到天亮。

收早工后，就匆匆地吃了早饭，那只是青菜煮粥，再放些盐而已。因为很饿了，就吃得特别香——回想起来，我都觉得不可理解，那么大的碗，我一下子就能倒两碗粥下去，人胃的容积真有那么大？

接着就是出上午工。我们挑着满簸箕的秧苗捆，到了水田，就下到田里开始插秧。就那么弯着腰，不停地插啊插的，要到吃午饭时方能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干，直到晚上，肉眼已看不清插下的秧，才收工回家。

我走在收工的路上，一脚高一脚低，一方面是因为疲惫不堪，另一方面也因为我是近视眼，天黑就看不清路了。回家后，农民们还要煮饭、喂猪，可我们就吃些冷饭剩菜或上海带来的酱菜、肉松什么的，很快就睡下了。

在一天的紧张劳动后，上床的感觉就不是躺下，而是瘫倒。浑身的肌肉酸痛，脚底板也是火辣辣的——白天踩在水田里干活，已被割了许多小口子。我倒在床上，心里在想：已是无法再爬起来了。可到了第二天凌晨，当鼓声又响起时，我又强行地爬起来，又是那么跌跌撞撞地走向了田头。

因为是农忙期间，生产队杀了一头猪，每户农家可分到一斤肉，知青受到特别照顾，每人一斤肉，我们五人加在一起就有五斤肉了。那是新鲜猪肉，是大家很久没有吃到了的。

我们提着肉，挺首昂胸地回家，肉切成了大片，扔到锅里加一勺水，放一撮盐，煮熟后就那么地吃了起来，还觉得特别香。那几个上海姑娘，也啃得欢。我看了一眼小郑，她筷子夹着一块白花花的肥肉，正飞快地往嘴里送，那猪皮上的毛还未刮尽呢！

回想起初到农村时，她那种挑剔劲儿，现在却也在狼吞虎咽，我乐了——古人说的不错，人是“衣食足而后知礼节”。农忙季节的劳动强度太大，人体消耗过多，生理上需要补充油水。

收获后的喜悦

农村在秋收后，就是农闲季节了，再到阴历年底，就要准备过年了。生产队也开始分配结算了，那称之为“分红”，就是按各家庭的人口、出工人数和天数、劳动强度把劳动成果分配下去。

我们上海知青也分到了应得的份额，包括一年的口粮、钱和其他实物。我分到了人民币六十七元多，尽管微不足道，却是辛勤劳动后的第一次收入，意义非凡。我们还分到了花生、食油等农产品，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当时城市的消费品极其匮乏，在上海几乎所有生活用品都是计划供应，每个家庭都会按期领取到粮票、布票、棉花票、肉票、蛋票、糖票、酱油票、盐票、油票……

我分到了十五斤花生油，二十三斤花生——要知道，上海每人每月才配给五两食油，而花生则是很少有的。我准备了一副担子，两个大纸箱，装上了食油、花生，还有自制的蕃薯片、麦芽糖、油炸豆腐、乳豆腐、豆豉等农副产品，喜气洋洋地准备回家把年过。

原本我是与小谢同行，可那三个女知青又来央求，要和我们一起走。那天，天空才蒙蒙亮，我们五人就出发了。我们步行，行李则由三个乡下老表用独轮小板车装着，吱呀吱呀地推着，一直把我们送到临江车站。从广州到上海的慢车停靠临江站，我们就是搭这班车。可快到年底，铁路交通运输正处于高峰期。火车虽然停下了，可车门口堵得满满的，不可能再上人了，况且我们还有这么多行李。

这倒难不住我，农村生活已使我变得粗野了。我领着头，我们一行人顺着列车一路走过去，看到一个车窗口是半开着的，这就是机会。我纵身一跳，双手抓住窗沿，再翻个身，一骨碌就钻进了窗口——我的脊背肌肉非常发达，在单杠上引体向上的动作，一下就可以做五十多下。

我进去后就强力打开了窗子，一边嘴里在说：“叔叔，阿姨，我们是上海知青，要在这里上车，请借贵方一块宝地……对不起，请挪一下小桌上的茶杯。”

因为既成事实，多数乘客只好默认了。只有一个小伙子生气了：“你看看，把我的茶杯都打翻了。”

我眼睛一瞪，吼道：“已经道歉了，你到底还想怎么样？”

他看我气势汹汹的样子，就不出声了。

才眨眼之间，下面的行李就都传了上来。其他几个上海知青也被随来的乡下老表连推带顶，从下面塞进了窗口。

安顿好后，我才松了口气，发现上衣已全被汗水湿透了，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