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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房子坐东朝西，门口有半个蓝球场大小的一块平整场地，看着是一个院子，却没有围墙，甚至也没有简单地用几根树枝与周围的田地分隔开。场地的边上，正对房门处有一棵老槐树，枝叶繁茂，花香正浓，伸展开来的树荫将大半个场地都遮掩住了。树下，用条石垒的一张凳子上坐着一个穿着淡蓝色衣服的女人，弓着身子，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书。我们的到来丝毫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她的脚边一只壮硕的老母鸡带着一群毛绒绒的小鸡在聚精会神地觅食，一只大红冠子的公鸡像卫士一样在周围逡巡，看见我们，那大公鸡扑扇着翅膀，嘴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叫声，好象在警告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别在它们的地盘上乱来。

杨卫平没理会看书的女人，径直进到屋里，一分钟时间不到，他走了出来，说：“怎没人呢？”然后他走到看书的女人跟前，问：“喂，家里的人去哪儿了？”显然眼前这个女人不是我们要找的小男一雄的母亲。

女人抬起头，一双痴呆的眼睛迷茫地看着杨卫平。

“告诉我，家里的人去了哪儿？”杨卫平提高嗓门又问了一句。

女人欠了欠身子，没回答，却将手上的书递给杨卫平。杨卫平摆了摆手，差点没将女人递过来的书打掉。

“这女人是神经病，问不出什么的”杨卫平走过来对我说。

我有点儿失望，看了看破旧的房子，又看了看又沉入书中去的那个痴呆的女人，心里不知是何滋味。王平安提出，他到周围去找一下，说不定能找到小男一雄的母亲。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也只能碰碰运气了。王平安到周围去找人后，杨卫平到屋子里搬出两条木凳，我们就坐在屋子旁边边抽烟，边等待。

太阳已落到西边的山包后面了，天色慢慢地暗下来，风也吹得人身上感觉有点儿凉。我有点着急，不甘心一整天就这么一无所获。

这时，坐在槐树下的女人嘴里突然发出了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我仔细听，原来是她照着书本在念，并且念的是标准的普通话：“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女人的声音抑扬顿挫，字圆腔正，好像受过正规的训练，并且有可能在大众场合演示过。这声音勾起我对*的回忆，虽然那时我的年纪还小，但大小广播里朗诵领袖语录的声音，在我的记忆里可是刻骨铭心的。说不清楚，我感到全身突然发冷，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涌上了心头。

“知道这女人是谁吗？”杨卫平看了那女人一眼，扭过头问我。

“不知道。”我摇摇头。

“不认识她是谁，这很正常，但你应该认识她的父亲。”杨卫平卖着关子说，“她的父亲就是赫赫有名的八一大队的书记柯长茂。她就是柯长茂的宝贝女儿柯红霞，当时我们马鞍山公社数一数二的大红人。哈哈，看你这记性。”

我一时惊得目瞪口呆。杨卫平的话勾起了我的记忆，柯长茂我怎记不得呢？*期间可是我们马鞍山公社响当当的人物，除了那时的公社书记陈兴旺以外，柯长茂的名气应该排在第二位。在我记忆里，之所以对柯长茂留有深刻印象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第一是他有一身力气，七十年代初期在枯竹海搞围湖造田时，别人只能扛一百斤土包，他却可以扛两百斤，为此，他的照片上了省报的头版头条；第二，他的饭量特大，听说他一顿可吃两斤米做的饭，并且不要菜；第三，搞阶级斗争时他对于那些“五类分子”下手特狠，*刚开始那阵子，在开他们村里一个地主的批斗会上，他冲上会台，一砖头竟将那个地主给砸昏死了，理由非常简单，说他在给那地主家当长工时，经常吃不饱。柯长茂的长相我在脑子里已变得模糊，但仍依稀记得他长得五短身材，四方脸，一脸的络腮胡子又密又硬。至于柯长茂的女儿柯红霞我却记忆犹新，仍感觉象昨天一样。那是我前面提及的在修人造小平原的那个冬天，每天晚上，各个大队组织文艺汇演，有演《红灯记》的，有演《沙家浜》的，简单一点的由几个青年男女搞几段诗朗诵或者背诵几段毛主席语录。马鞍山大队演的是《红色娘子军》，而其中的主角吴琼花就是由柯红霞装扮的。她在台上的演技我无从评判，但她在台上的着装却深深刻入我的脑海：深绿色的军服，棱角分明的八角帽，蓝光闪闪的半自动步枪，扎得紧紧的绑腿，还有那用麻绳扎的草鞋上的那朵像火苗一样闪烁的红绒球……使她显得比电影上的那个吴琼花更有精神更有活力。后来听说她的这套着装是由原咸宁军分区的司令员给定做的，在这以后不久，还听说那位司令员有意将她调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