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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去过他那儿？”

“没有！”她几乎是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回答。

“那有没见过其他人找过小男一雄呢？”李锐问。

谢小芬似乎是犹豫了一下，但是仍用肯定的语气回答：“没有。”

……

离开谢小芬的家时，我的心情不是十分愉快，虽然在破案的线索上有些小的收获，但谢小芬的家庭却让我感到压抑。这样一个家庭，在经济和精神的重压下，不知能够支撑多久。走过那少年身边时，他好像没看见我们一样，坐在地上，一块一块地往池塘里扔石头，碧绿的水面留下一个连着一个不断扩散开去的圆形涟猗……

三

原来计划在宁港镇派出所吃午饭的，但接到游局的电话，要我下午陪同从日本大使馆来的人到县人民医院的停尸房验看小男一雄的尸体。所以，在宁港镇派出所我们没有停留，就匆匆往县城里赶。

上车前，毛所长一脸坏笑地对我们说：“那可怪不得我们了。”

这个外表和言语都十分看似让人讨厌的家伙，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接触以后，在内心里我竟感觉他是一个不错的人。

回县城的路上，李锐将小男一雄的情况向我作了简单的解释。虽然我对小男一雄的身世在那次嫖娼事件后多少有一点了解，但在听了李锐的解释以后，我仍感到吃惊不小。

我原来以为，小男一雄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留在我们江夏的孤儿，这类事情在东北很多，日本战败后，就留下不少这样的小孩，最后都由中国的老百姓收养后将他们养大。七十年代后期，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这类战争孤儿有相当一部分被他们的日本父母接回了日本，留下的一部分也加入了日本国籍。前一时期报纸上还报道说这些战争孤儿在日本因生活没有保障集体起诉日本政府的事情。我对这类战争孤儿从来没有一点同情心，他们的丁点儿苦难就能引起新闻媒体的不断重视，可在战争中死去或者同样成为孤儿的无数中国儿童呢？不要说报道，连他们的姓名、生卒年月又有谁记得呢！李锐告诉我，小男一雄根本不是日本的战争孤儿，他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马鞍山镇牛头山一个无助的小姑娘被日本人强暴后所生的杂种。在牛头山一带，人们绝不知道小男一雄是何方神圣，只知道有一个杂种。至于杂种的大名，除了派出所里登记为敖仇生外，也很少有人知道。

李锐又告诉我杂种之所以变为小男一雄。那是八十年代末期，那个曾驻守牛头山的老鬼子故地重游，发现了杂种。也不知是良心发现还是其他原因，这老鬼子竟将杂种带回了日本。只是这杂种在日本呆不习惯，没过两年又回到了我们江夏。老话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杂种重新回到江夏可就脱胎换骨了，中国人变成了日本人，杂种变成了小男一雄，他也不再是一个为人不齿的杂种，而是到我们江夏投资办厂的谁也不敢惹的日本商人。

一个人有这样离奇的经历，确实不多见。我在内心里感叹。

返回局里时已是中午一点钟了。值班室里的张明金一脸凝重地告诉我，上午又出了一个命案。我的脸立时就阴沉下来。现在整个局里都这样，不管是谁，都怕出命案。这几年不知怎搞的，那些人好像吃错了药，动不动就拿人的性命不当回事，害得我们这些当公安的忙得上气不接下气不说，还因治安状况不好，时不时被上面的那些领导批评、挖苦，至于遭老百姓的白眼，那就更别提了。张明金怕我不高兴，马上装着一脸轻松地告诉我，说是个现行犯，凶手已被抓住了，就铐在一楼的长条椅子上。我懒得问细节，就摆摆手，吩咐张明金到马路边帮我炒一碗米粉，这当儿我还真感觉肚子有点儿饿了。

没料到铐在长条椅上的是褚长生。这老头仍穿着那身我熟悉的帆布工作服，看见我，朝我咧嘴笑了笑，露出满额头细密的皱纹。

“是你杀的人？”我吃惊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褚长生我太熟悉了，是我所住的丽景花园小区负责看门的。他的腰有点儿扛，一年四季都穿一身略显肥大的细帆布工作服，不管是胸前的扣子还是袖口的扣子，总是扣得严严实实。在印象里他的话不多，不管熟悉不熟悉，见了面总是憨憨地朝你笑笑。

听到我的声音，刑侦科的余小伟端着一个大茶杯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他说：“这老头好像吃错了药，不就是儿子的工作没了，丁点儿事，就用菜刀将县报社的杨浦给砍了，现在还在医院里抢救，不知命能否保得住。”

杨浦我认识，三十多岁，长得白白嫩嫩的，像个腼腆的小姑娘，但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