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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进白：“暂休征比，设法赈给。”

宋令曰：”杨阁部飞檄雨下，若不征比，将何以应？至于赈济饥民，本县钱粮匮乏，止有分派富户耳。”

岩退，捐米二百余石。无赖子闻之，遂纠数十人哗于富室，引李公子为例。不从，辄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示禁。

宋方不悦岩，即发牒传谕：“速速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

饥民击碎令牌，群集署前，大呼日：“吾辈终须饿死，不如共掠，”

宋今急邀岩议，岩日：“速谕暂免征催，并劝富室出米，减价官粜，则犹可及止也’宋从之。

众日：“吾等姑去，如无米，当再至耳。”

宋闻之而惧，谓岩发粟市恩，以致众叛，倘异日复至，共奈之何？

遂申报按察司云：“举人李岩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心，以图大举。打差辱官，不容比较？恐滋蔓难图，祸生不测，乞申抚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

按察司据县申文抚按，即批宋密拿李岩监禁，毋得轻纵。宋遂拘岩下狱。

百姓共怒曰：“为我而累李公子，忍乎？”

群赴县杀宋，劫岩出狱。重犯具释，仓库一空。岩谓众日：“汝等救我，诚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归李闯王，可以免祸而致富贵。”

众从之。岩遣弟牟率家口先行，随一炬而去。城中止余衙役数十人及民二三百而已。

这里并没提李岩是李精白的儿子，原名李信以及与红娘子有瓜葛。吴伟业从顺治九年开始编辑、康熙年间刊行的《绥寇纪略》里有以下的记载：

杞县举人李岩者，初名信，熹庙大司马李精白子也（原注：精白原籍颖州卫）。性傲傥非常，尝出家粟千石赈荒。人德之，争称李公子。李公子父阉党也，士大夫羞与齿，信恒以为憾。

因乱请之督府，用捍卫乡里，权宜窃兵柄以报其所不平（原注：传云授安义襄乡备御）。

杞人士仇之，缘他事文致为通贼（原注：中州时讨红娘子贼。红娘子，绳伎女也，获信，强委身事之，信不得已而从，后乘间窃归，为杞人所执。红娘子来救，饥民开门纳贼）。令亦恶其市名得众，遂执而锢之狱。

民之德之者日：“李公子向活我，今有急”乃杀令破械出之李公子之在狱也，思自成既为众所拥，叹日：“今日反决矣！”遂往投自成。自成闻其名礼重之，改名岩，伪署制将军用事。

李岩的出身和参加李自成起义军的大致情节就是这样。康熙年间编成的一些有关明未农民战争的著名书籍，如彭孙贻的《平寇志》，戴笠等的《怀陵流寇始终录》、谈迁的《困榷》，查继佐的《罪惟录》以及毛奇龄的《后鉴录》等也有类似记载。

遂至乾隆年间成书的钦定《明史》亦采纳了这些说法，于是便成了不易之铁案。然而它们是经不起查核的。

第一，杞县没有李岩，李精白同李岩也毫无关系。《杞县志》在记载该县历年所中举人和进士的《选举志》里，根本没有李岩（或李信），李岩的“父亲”李精白也榜上无名。

康熙《杞县志》的编者还专门写了《李公子辨》，申明杞县没有参加起义军的“李公子”。

李精白虽有其人，但籍贯并非杞县。《河南通志》卷四十五载，李精白中万历癸丑科进士，下注尉氏县人。

康熙《开封府志》也有同样记载。可是在《尉氏县志》卷八《选举表》中却找不到李精白。一般来说，县志出错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在科举时代本县出了一名进士或举人是被当作一件非常荣耀的事。

《尉氏县志》阙而不载，说明府志和省志的记载有问题。从《绥寇纪略》的原注中得知，李精白的籍贯有另一种说法，即“原籍颖州卫人”。平步青撰《霞外搪屑》（卷五），根据进士题名碑指出“万历癸丑，李精白，河南颖州卫军籍直隶颖州人”。

此外，《山东通志》卷四十九也载天启朝巡抚“李精白，颖州进士。”颖州在明代属南直隶，清代属安徽省，府治在今安徽阜阳县。

为什么安徽阜阳人中了进士被记载到河南开封府的《选举志》里面去了呢？《颖州府志》和《阜阳县志》对这个问题曾有回答。

原来，明太祖朱元璋在设立军卫所时造成军队同地方犬牙相制的局面，故意把颖州卫划归河南都指挥使管辖：所以，在《颖州府志》卷七《选举表》阜阳一栏里可以看到所中举人进士下注“河南中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