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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叫一刺，几个打牌人的生命仿佛被刺了去，灵魂争琮跳颤。一个个拿着扑克面如黄土，呆若木鸡。

我才注意到，我们右边的隔壁住的是一窝女人，听尖叫的声音不像是出自我们班的产品，倒像是七班的，因为我们班的雌性没发春的嗜好。我们左边的隔壁则是住着自己班的子细胞，不过尽是一群大老爷们。对我们来说，没有吸引力。

这他妈什么宾馆，隔音效果这么差！大鸟终于“活”了过来，怒骂道。

其他三个人也随着尖叫声的消失慢慢地灵魂附体，纷纷开口漫骂制造尖叫的生物和这不阻止声音传过来的宾馆房间。这让我瞬间想起钱钟书的话：一般中国旅馆的墙壁，又薄又漏，身体虽住在这间房里，耳朵像是住在隔壁房里的。

我们的房间和钱老所述的相去无几。假若隔壁住的是对情侣，我相信我们连他们亲热前解扣子的声音都能听到。

我和徐超坐着没事干，把电视机打开，里面正放着世界杯的进球，看了一会，大呼过瘾。当放到中国队像养猪厂里的群猪被哥斯达黎加、巴西、土耳其这三位“屠夫”“屠宰”的时候，我立即起身切换频道——那画面太残忍了，会让人用国产的电器品牌——联想，联想到七十年前发生在我国南京的历史画面。

切换过来的频道里，某电视台一个评论员正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分析着我们国足这次世界杯之旅折戟沉沙的原因，分析得头头是道条条是理，无不是为国足开脱的。让坐在电视机前看节目的国足顿时暖由心生，恨不得马上冲进电视机里对那评论员拥抱慰问，然后再热泪盈眶地千恩万谢，跪下磕头；让看坐在电视机前看节目的我们愤恨不已，恨不得冲进电视对那评论员一顿群殴，然后再让他热泪盈眶地千恩万谢，跪下磕头——给全中国心理挫伤的球迷道歉。

下午的八分之一几点啊？徐超问。

两点半吧。我说。

丹麦对英格兰！我又说。我突然想起了，这是一场重头戏。这场比赛牵动了世界亿万球迷的心。

我靠，说什么得看！徐超说。

什么时候啊？打牌中的一个人从牌堆里扔出一句话来。这话被扔出来后就像喝完的易拉罐，飞到了窗子外面的世界。而说这话的人也像是对待易拉罐一样，扔完便不再过问，继续打牌。

我和徐超用一颗“爱护环境”的心将这丢掉的“易拉罐”“捡”了回来，对着牌堆说：你们打完牌就开始了。这几个字就像是一只小鸟向着隔着一块玻璃的天空飞去一样，立即被撞了来回，晕头转向、眼冒金星——那群人根本没听见这几个字，这几个字只能沿原路返回，伤心不已。剩下我和徐超为这几个字打理后事。

出去逛逛吧？我说。

好，坐屋里闷人。徐超说。

我把电视机关上，和徐超出了门。

宾馆下面三五一堆的人，又蹦又跳。我和徐超看了吓了一跳，还以为遇到了少数民族“东乡族”的“会街节”了呢。再一想，不对，“会街节”在是在农历的九月分。况且我们这里哪来的少数民族。再仔细一看，是我们自己班的女生在和七班的两三个男生欢歌悦舞，乍一看确实有点像“纳西族”人在过“龙王会”。李鸿基和七班的班主任高鄂居然也在其中，俨然成了“龙王”。这场面我们可以形象的称作是——双龙戏凤。

我和徐超来到了大街上，漫无目的的瞎逛着。太阳正处在我们市“本初子午线”的位置，晒的人想拿个竿子将它打下来。我们不是女人，没有理由堂而皇之的打把伞在头顶。这让我和徐超瞬间感觉到了男女间的不平等，有一种想拉个女人抱在怀里说“给我撑个伞”的冲动。

徐超对我说：买点东西去吧？

买什么？我以为这家伙要效仿女人——买把伞来。

铅笔。看来我的想法是错误的。

我有。

几支？

一支还不够啊，我考试从来只带只支笔的。不过这次得改变原则了，谁叫他们要弄个什么涂卡试卷的！

跟我去买一支。

（）

我和徐超来到一家超市。这家超市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家超市，以物美价廉著称。进来后，我们找了半天的文具专柜——没找到。欲无功而返的时候，徐超跑向一位超市工作人员说：阿姨，您好，文具专柜在哪里？

那女人将昏昏欲睡的眼睛像“和平号”空间站张开太阳池帆板一样缓缓张开，望着徐超，温柔又含情地说：你看我大吗？

徐超被她的柔情和这句话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