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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即使在民主德国后来出现批判斯大林声音的时候，他们两人也从来没有和斯大林划清界限。被纳粹迫害和坚定不移信仰苏联的经历也许要比最初的相爱和权力的吸引力更加紧密地将两人结合在一起。“对于一个来自反法西斯的家庭的人来说，一个更好的社会制度意味着人道主义。而玛戈特·昂纳克将人道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她一个多年的同事，戈尔特·威尔姆斯这样描述年轻的玛戈特的理想。汉斯·莫德罗，后来的民主德国总理，他的看法也很相似，“用埃里希·昂纳克的话来说，他想用社会主义来消除两人在他们的童年时代所经历的贫穷、压迫和迫害。”但面对令人不快的现实，他们又共同闭上了眼睛。当埃里希和玛戈特·昂纳克随着权力的增长不断扭曲自己的理想时，他们谁也没有提醒对方要掌握好分寸。

不管怎样，共同的理想、相互的好感，以及从开始就必须共同面对来自外界的攻击，这些都是促成埃里希·昂纳克和玛戈特·费斯特的因素。他们在给斯大林拜寿的莫斯科之行时发生的关系当然没法掩盖——并且压力来了：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把埃里希·昂纳克和他的妻子艾迪特·鲍曼送到多尔尼茨湖畔的一所统一社会党疗养院“短期休假”，让他们和解，并且还用党内的一系列后果来威胁昂纳克。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昂纳克仍然和玛戈特·费斯特保持联系。他的妻子于是用一封充满绝望的信求助于乌布利希，并请他再次干预：“我只是想向你简短地汇报一下我们‘度假’的结果。这是一次疗养，瓦尔特，却是一次痛苦的疗养……他自责，感到绝望：没有了党的工作他就无法活下去。多年以来，他像牲口一样在德国自由青年联盟工作，现在就这么不体面地离开，他轻易地把一切都毁了：党的信任，他和我的关系。他知道，他陷入了人生的低谷。他的内心遭受着折磨，尽管他曾经努力像其他人那样去处理这件事，但他再也离不开那个小姑娘了。此外我还听说，她已经三次残酷地提出让他和我分开……如果还有一条出路的话，那么只有这样，把（玛戈特·费斯特）——因为埃里希目前还没有退出青年工作——从青年工作中排除出去，让她回到萨克森…安哈尔特……”然而玛戈特·费斯特在党内也有反对把她调走的说情者，其中就有威廉·皮克。

1949年，在他当选民主德国国家主席时，年轻的玛戈特就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当时她作为人民议院最年轻的议员为他献上了一束鲜花作为祝贺。她崇拜年迈的皮克，并把他和德国第一个工农政权的建立联系在一起。因为献花，她也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被媒体所关注，是她上升之路的一块里程碑。反过来，皮克也很疼爱这个年轻的后起之秀。现在他伸出了对玛戈特·费斯特和埃里希·昂纳克两人的保护之手。但是，在统一社会党内还有足够多的反对者，首先是埃里希·昂纳克的竞争者，他们尽力想通过道德的压力淘汰掉一个令人不快的党内同志。然而，埃里希·昂纳克顶住了压力，他确信，玛戈特是他做出的正确选择。当然，党组织不可能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来对待此事。埃里希·昂纳克的妻子艾迪特·鲍曼在丈夫和玛戈特·费斯特的关系开始不久后生下了他们的女儿埃里卡。可以理解，现在她绝对不愿意轻轻松松地就把地盘让给竞争者。她一再求助于瓦尔特·乌布利希，恳求他说句权威的话。但党组织犹豫不决。埃里希·昂纳克在此期间同艾迪特·鲍曼分居了几年，而他和玛戈特·费斯特的关系也不是毫无结果，1952年12月1日，埃里希·昂纳克第二次作了父亲，女儿索尼亚降生了。

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并不算自由的党的眼皮底下发生的。为了分开昂纳克和费斯特这两个祸端，玛戈特·费斯特在1953年9月被送到莫斯科的科穆索莫尔高等学校学习一年。她不得不把女儿索尼亚留在柏林。和爱人以及女儿分离让她非常为难。当时在人民###工作的哈拉德·威瑟尔认为，这次由党组织安排的暂时的分离并不仅仅是对这两个在道德上越轨的男女的警告。它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玛戈特·费斯特被停止她少先队领导人的职务，不得不去莫斯科，而埃里希·昂纳克之后不久也丢掉了德国自由青年联盟主席的职位，这是作为对两人在1953年6月17日事件中表现的惩罚措施。在统一社会党的眼里，埃里希·昂纳克对镇压这次工人起义不力负有连带责任。而且，当时的总理格罗特沃希望用一个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同志来代替昂纳克。对于玛戈特·费斯特来说，在莫斯科的那一年首先是事业上的一个挫折。她远离了所有在柏林的重要位置，并且返回民主德国后一度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