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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有一个橡木镜框，里面是他任学生会主席的证书。他的政治动物的生涯始于他在法学院当选学生会主席的那一刻。大多数学生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个职位，对此毫不在乎。对年轻的罗伊来说，很少有人向他提供工作机会。因此，在最后时刻，他抓住一次机会，在新奥尔良当了一名助理市政检查官。1975年的年薪是一万五千美元。在两年时间里，他处理的案子比所有其他市政检查官的总和还要多。他的确是在拼命地干。他在这没有多大奔头的工作中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因为他即将获得成功。他是一颗明星，但没有人注意到。

他开始涉足当地共和党人的政治活动，并学会了耍手腕玩花招。他结识了有钱且神通广大的人士，在一家律师公司找了一份差事。他投入了多得难以令人置信的时间，成了一个合伙人。他娶了一个他不爱的女人，只因为她拥有他需要的东西，是一个能够给他带来体面的社会地位的妻子。罗伊正在飞黄腾达，他有一套行动计划。

他和她依然是夫妻，但已经分室而居。现在，一个孩子十二岁，一个十岁。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

他宁愿呆在办公室而不愿回家，这倒正遂了他妻子的愿，因为她并不喜欢他，不过，她却格外需要他那份薪水。

罗伊的会议桌上再一次铺满了法律书籍和法律记事簿。沃利已脱去外套，解下领带。房间里四处乱放着咖啡杯。他俩都很疲倦了。

法律相当简单：每一个公民对社会都有为协助执行法律而作证的义务，而且任何见证人不得借口害怕遭受威胁他或他家人的生命安全的报复而拒绝作证。谁也不能例外，谁也不能豁免。对于一个受惊吓的孩子来悦，也无空子可钻。罗伊和沃利已经研读了几十个案卷。其中许多已复印了副本，或摘录了要点，胡乱扔在桌子上。那孩子必须开口说话。如果在孟菲斯少年法庭进行起诉成为泡影，福尔特里格打算对马克·斯韦发一张传票，让他出现在新奥尔良的大陪审团面前。这将会把这小东西吓得灵魂出窍，把一切都供出来。

特鲁曼走进门来，说道：“你们又在开夜车了。”

沃利·博克斯离开桌子，两手举过头顶，痛快地伸了个懒腰。“是啊，有许多资料需要赶着看完，”他说，精疲力尽的样子，朝着一堆堆书籍和笔记本骄傲地挥挥手。

“请坐，”福尔特里格说，指指一张椅子。“我们就要干完了。”他也伸了个懒腰，然后弄得指关节噼啪作响，他喜欢工作狂的名声，一个不惧怕令人头疼的工作时间的重要人物，一个视事业比妻子和孩子更重要的男人。工作意味着一切。他的当事人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我有一个主意，”特鲁曼说，坐到桌子的另一边。“你早些时候跟我讲过，明天在孟菲斯举行听证会，在少年法庭。”

“我们正在提出一份请求书，”罗伊纠正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举行听证会。不过，我们会请求尽快举行。”

“是的，嗯，你看这样行不行？就在今天下午离开事务所之前，我和沃伊尔斯的第一副手刘易斯谈过。”

“如果明天早上的第一件事是刘易斯先生亲自把请求书递交给孟菲斯少年法庭的法官，那会怎么样？我们现在说的是联邦调查局的第二号人物。他把我们认为这个孩子知道的事告诉法官。”

福尔特里格开始点头表示赞同，沃利见此情景，也开始跟着点起头来，而且点得更快。

特鲁曼继续说下去。“还有些别的情况。我们知道格朗克现正在孟菲斯。他是马尔丹诺派到那儿去的。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们假设那孩子处境危险，而刘易斯先生又向少年法庭法官解释说，为了孩子的利益，最好让我们把他拘留起来，那会怎么样？你知道，为了保护他自己？”

“这分析很好，”福尔特里格轻声说。沃利也表示赞同。

“在压力之下，那孩子会开口的。首先，他是被少年法庭下令拘留的，同其他任何案子一样，那会把他的小魂儿都吓掉的。可能也会惊动他的律师。希望法官命令那孩子开口。到那时，我相信，那孩子会说话的。如果不开口，可能他就会犯藐视法庭罪。你不这么认为吗？”

福尔特里格兴奋起来。他在一本律师记事簿上潦草地写了些什么。沃利站起身来，开始若有所思地沿著书房踱着步子。好像事情迫使他不得不作出重大决定似的。

“你能和刘易斯通个电话吗？”福尔特里格问道。

“我想能。”特鲁曼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在电话机上拨起号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