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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属于伪君子之流，不是吗？”尼克松说。

是的，科尔森说，并告诉总统当其他反战者在华盛顿国会前露营示威时，克里正在乔治敦一个社会名流的家中。

“他在越南待了四个月，”科尔森嘲笑道，他并没有提及克里获得了三枚紫心勋章、一枚银星勋章和一枚铜星勋章，也没提到克里很早就踏上了征程。“他有政治野心，他反战就是在找个政治机会。”

“是的。”

“他回国的时候是个鹰派，等看到政治机会就立即变成了鸽派。”科尔森说。

“的确，”尼克松回应道，“无论如何，坚守立场。”他们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嘲讽。但是这秘密的对话记录恰恰反映了尼克松政府对克里的态度是多么重视。一天天过去了，根据磁带和备忘录中所记载的，尼克松的助手担心克里是一个独特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如果那样的话，他将会影响甚至逆转公众对战争的支持态度。

其他反战老兵是政府很明显的目标，他们蓄着长发，展示越共的旗帜，甚至还经常叫嚣要推翻美国政府。与之相反，克里是个干净整洁、谈吐文雅、功勋卓著的老兵，似乎就是前总统肯尼迪的克隆——他们都去海军巡逻艇上服役并成了战斗英雄。

白宫惟恐克里是个不同于其他反战人士的例外。

尼克松和他的助手们对克里的担心和阻挠远远比克里认识到的要严重得多。然而，这注定是克里生命中一个辉煌的篇章，它帮助克里从一个年轻的斗士变成了一位全国出名的政治人物。

1969年3月末克里从越南返回了美国，海军给他安排了一个舒适、高薪的工作——在布鲁克林给海军上将沃尔特·F。施莱克当助手。这个战功赫赫的老兵感到困惑、愤怒，对未来一片茫然。早在战前，他就考虑复员后进入政府部门。但是当他回来以后，他并没有像约翰·F。肯尼迪那个时代的士兵一样被当做英雄对待。

“我回来了，头脑里一直想着战争，对它既悲伤又愤怒，”克里说：“我似乎一直无法放松。人们见到我都问我：‘你怎么了？你的眼睛似乎陷进了脑袋里。’你心里的紧张和身体上的创伤让你不能轻松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在越南的美军数量又创历史新高——54�3万名，33　400名美军阵亡。反战浪潮不断高涨，但是克里此时仍旧是一个海军军官，对反战运动抱着局外人的态度，直到后来他的姐姐使他介入到反战运动中来。佩蒂·克里一直在纽约的一个反战机构中工作，这个机构一直在策划一个多城市并发的罢工和平集会。1969年10月的一天，这个机构中的一位领袖亚当·瓦林斯基——曾是罗伯特·F。肯尼迪的演讲撰稿人——说他需要一个飞行员和一架飞机，这样他就可以在整个州发表反战演讲。他问同事们是否认识飞行员。

佩蒂·克里推荐了她的弟弟。10月15日，约翰·克里被委以任务——驾驶一架小型私人飞机送瓦林斯基去纽约。他没有穿海军制服，也没有就任何事件讲话，但是这些经历让他产生了一个迫切的愿望——帮助领导反战运动。

“他仍旧在海军服役，仍然是那个海军上将的助理。”瓦林斯基回忆道，“我有一些迷惑不解——一个在职军人居然帮助我们反对越战，我当时可能心里想：‘哎哟，如果这个家伙、这个严肃的海军战士愿意帮助我飞来飞去发表反战讲话，我们完全可以策划更多的反战运动，吸引更多的人。’”

当时，一些越南老兵和他们的家庭也加入到这场刚刚发起的反战运动中来。在11月，一次华盛顿的反战游行吸引了25万名游行者，其中最吸引人的是朱迪·德罗兹，她是唐·德罗兹的遗孀，唐·德罗兹曾是掠行艇船长，在克里获得银星勋章的行动中，唐·德罗兹的船为克里提供了掩护。在克里离开越南的两星期后，唐·德罗兹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离开了妻子和仅仅十个月大的女儿。23岁的朱迪·德罗兹领导了这次游行，在这次游行中，她在一条横幅上画了一口棺材，上面写着自己丈夫的名字。“太多的家庭正在遭受着我所遭受的，太多的孩子也将遭受到我女儿将遭受到的。”她向群众控诉战争的残忍。

1970年1月3日，克里正式向施莱克请求准许他提前辞职，这样他就可以以反战为背景来竞选国会议员了。“我就对海军上将说：‘我必须离开。我必须要做我回到这里要做的事，那就是结束战争。’”克里回忆道。这个辞职要求得到了批准，克里光荣地辞职了，他说这离他服役期满还有六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