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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母很不高兴。万一克里在东柏林被捕入狱，这就可能导致一场国际纠纷，让他处理法律事务的父亲陷入尴尬境地。但是克里仍然以这段经历为荣。“我骑着自行车穿过勃兰登堡门，看见了一些与我同龄的孩子永远也看不到的东西。”

不过理查德夫妇显然认为，把约翰送到国外寄宿学校对儿子的教育和将来更有益。理查德·克里经常在欧洲各地参加有关北约组建的会议，经过实地考察，理查德决定把小克里送到瑞士的寄宿学校。这并不是抛弃了亲骨肉，可当时小克里确实有这种想法。该寄宿学校叫蒙大纳，位于苏黎世附近的楚格（Zug），引人注目地坐落在一座小山上，俯视着山脚蓝宝石般的湖泊。楚格蒙大纳学院（Insitut　Montana　Zugerberg）建于1926年，原址是舍恩弗大饭店（Grand　Hotel　Schonfels），校内建筑富丽堂皇。克里对瑞士的乡村美景陶醉不已，可是独自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又感到强烈的孤独。在随后的七年里，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度过：假期结束后他的父母把他送到学校，他要在一群竞争激烈的富有贵族子弟中重新适应新生活。对他来讲，克里的父亲似乎总是一个遥远的形象。“我的父母人格高尚，对我宠爱、关心，但他们却总是不在身边。”克里回忆道。

克里感到父亲的形象很遥远，这不仅仅由于地理原因。理查德·克里一直对父亲的自杀郁郁寡欢，而他的姐姐米尔德里德后来也由于癌症病逝，这更让他伤心不已。“我父亲对他的姐姐和父亲的离去非常痛苦，很气愤，不愿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似乎与我们都很遥远。”

这种遥远感在1956年9月变得更加强烈了，当时理查德夫妇决定继续住在欧洲，而送儿子约翰·克里回到祖国马萨诸塞上寄宿学校。理查德夫妇为儿子选择了牛顿的费森顿学校（Fessenden　School　in　Newton），这是一所男校，以其著名的校训而闻名：“勤奋战胜一切。”该校要求学生上课时穿西装，打领带，遵照严格的学校标准，但也有很多运动和比赛时间。“我似乎总在搬来搬去，总在对朋友说再见，”克里回忆道，“这难免会对人产生什么影响，尽管不是很大。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也经历我这种漂泊的生活。”

克里最喜欢暑假，他可以逃离这个死板的、与世隔绝的贵族学校。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克里几乎都在水边度过，或是徜徉于科德角（Cape　Cod）的海滩，或是在挪威的海湾凭海临风。他父亲1957年出任位于奥斯陆的美国驻挪威使馆的法律顾问。

在学校，克里认识了许多志趣相投的伙伴。他最好的朋友是一个叫做理查德·潘兴的男孩，他们的友谊从日后来看无疑是最重要的。像克里一样，小潘兴也在瑞士上过学，他的祖父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指挥在欧美国远征军的陆军参谋总长、赫赫有名的约翰·约瑟夫·潘兴，绰号为“铁锤”或“黑杰克”。他们家族对于美国确立在世界上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克里与潘兴几乎形影不离，一起做游戏，一起谋划未来，也许还谈到了在战场上带军立功。1957年，他们一起从费森顿毕业，各自进入不同的相当于高中的预备学校，这两个好朋友仍然保持密切联系。两个人的新学校都在原来学校的北面，约有一小时路程，潘兴进了飞利浦·埃克塞特学院，克里则进了康科德的圣保罗学校。

青年时代青年时代（3）

表面上，从母亲这方面的福布斯家族和温斯罗普家族来看，克里是个蓝血贵族后裔，似乎来自收入更高的家庭；而潘兴的家庭背景似乎不那么煊赫。事实上，沃伦·潘兴要比克里的父亲富裕得多，理查德的官职一直没有超过中等外交官的职位，而沃伦·潘兴则是华尔街著名的潘兴股份公司的高级合伙人。

克里进了圣保罗学校，但并不是父亲提供学费，而是由他的婶祖母、没有子嗣的克拉拉·温斯罗普慷慨地提供费用。她在海边曼彻斯特拥有一处豪华房产，内有保龄球道等设施。温斯罗普主动提供了克里在预备学校的大部分费用，这让囊中羞涩的克里夫妇可以把儿子送到昂贵的贵族学校。“有一个钱多得没处花的婶祖母真是太好了。”克里回忆道。在今天，这样的大礼约为每年3万美元。

“我们家并不富裕，”克里的妹妹戴安娜说，“当然我们家族中有一些富人。我们从没有孩子的婶祖母那里受惠。我父亲只有政府给的薪水，我母亲有一些继承的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