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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工作却更繁重；否则工人就情愿住习艺所，而不愿在外面过那种可怜的生活了。住习艺所的人很少见到肉，特别是鲜肉；吃的多半是土豆、最坏的面包和燕麦粥，啤酒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甚至监狱里一般的伙食也比这里好，因此，住习艺所的人为了能够进监狱，就常常故意犯一点罪。而实际上习艺所也就是监狱。不做完分内的工作就不能吃饭；想进城得事先请假，但准与不准要看他的品行或者管理人对他的意见；抽烟是禁止的；即使在所外也不准接受亲戚朋友馈送的东西。这些穷人穿着习艺所的制服，完全听管理人的摆布。为了使他们的劳动不致同私人工业竞争，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多半是没有用处的；男人砸石子，并要砸得像“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紧张地工作一天所能砸的一样多”；女人、小孩和老头拆开旧船索，这是干什么用的，我已经忘记了。为了使“多余的人”不能繁殖，为了使“德行败坏的”父母不致影响自己的孩子，家庭被拆散了：丈夫、妻子、孩子分别被安置在各幢房子里。他们很少能够见面，只有当主管人认为他们很规矩的时候，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见见面。为了使这些巴士底狱中的贫穷传染病完全和外界隔绝，住在里面的人只有得到主管人的许可才能在特别的会客室里会客，总之，只有在主管人的监视或许可下才能和外面的人接触。

按法律规定，食物应当是卫生的，待遇应当是人道的。但是法律的精神太明显了，以致要实现这种要求是根本不可能的。济贫法委员会的委员们和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如果认为可以只实行原则而避免其必然的后果，那就错了。法律条文对住在习艺所里的人的待遇所做的规定，是和它的全部精神相抵触的。既然法律在实质上是把穷人当做犯人，把习艺所当做惩治犯人的监狱，把住习艺所的人当做法律以外的人，当做人类以外的人，当做一切丑恶的化身，那末，任何与此相反的命令都无济于事。实际上官吏们对付穷人时不是按照法律的条文而是按照法律的精神。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8４３年夏天，在格林威治的习艺所里有一个五岁的男孩由于某种过失而被关在停尸房中，整整关了三夜，晚上他只好睡在棺材盖上。在海恩的习艺所里，有一个小女孩因为夜里尿床也受到同样的惩罚。这种惩罚方法在这里显然是经常采用的。这个习艺所位于肯特的一个最美丽的地区，但是有一个特点，所里所有的窗子都向院内开，直到不久前才开了两个向外的窗子，使所里的人也可以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有一个记者在“彩色杂志”上描述了这件事，他的文章是用下面的几句话结束的：“如果上帝惩罚人的罪过，就像人们惩罚人的贫穷一样，那末，亚当的子孙们该是多么可怜呵！”１８４３年１１月，莱斯特有一个人刚从考文垂的习艺所里放出来两天就死掉了。这个习艺所对待穷人的情况是令人气愤的。上面谈到的这个人叫做乔治P罗伯逊，他的肩部受了伤，但根本没有得到治疗。习艺所要他去压抽水机，他只好用那只健康的手来压。他吃的是习艺所里的普通伙食，由于伤口得不到护理而引起身体虚弱，所以他根本消化不了这种食物。他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但是他愈诉苦，受到的待遇就愈坏。罗伯逊的妻子也住在习艺所里，她想把自己的一小份啤酒让给丈夫，竟挨了一顿骂，并且被迫当着女管理人的面把它喝光。罗伯逊病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对他的待遇也没有好一些。最后，根据他的请求，他们夫妇俩一起被放出来了，他离开习艺所时还挨了一顿臭骂。过了两天，罗伯逊就在莱斯特死掉了。

据验尸的医生证明，他是因伤口未得到护理和身体衰弱无法消化食物而致死的。当他离开习艺所的时候，才交给他几封附有汇款的信，这些信已在习艺所的办公室中压了六个星期，并且按照这个习艺所的规矩，都已被主管人拆开看过了！在北明翰的习艺所中发生了一些非常可耻的事情，所以１８４３年１２月不得不派出一个官员去调查。他查明，有４个流浪汉（ｔｒａｍｐｅｒｓ——我们在上面已经解释过这个名词）G被剥光了衣服关在楼梯下面的禁闭室（ｂｌａｃｋｈｏｌｅ）里；他们在这里已经被拘留了八天到十天，他们常常挨饿，每天在午前吃不到一点东西，而且又是在最冷的季节里。有一个小男孩坐过这个习艺所里的各种各样的禁闭：先是被关在一间又潮湿又狭小的拱形的储藏室里，后来有两次被关在禁闭室里，第二次被关了三天三夜；以后又在更糟糕的旧禁闭室里关了同样长的时间，最后竟被送到流浪的失业者特别禁闭室去，这是一个放着木板床的、又脏又臭的洞穴，这位官员去调查的时候，还发现两个穿得破破烂烂、冻得缩成一团的男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