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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那我就真说了?”
“好呵,不要客气,家乡人么。”副县长几乎喜出望外。
“那好,”余先生盯着雪茄若有所思,停了好一阵,“我想见一个人。”
“谁?”
“彭细保。”
“是你亲戚?”
“不是。”
“是你同学或者朋友?”
“也不是。”
副县长有点困惑。在余先生到来之前,有关部门已经核查过,这里似乎没有什么余先生的亲友了。而且副县长在这里从政三十多年,对有头有脑的人大多认识,十八个乡镇中年以上的农民也差不多熟了三四成,但从未听说过彭细保这个名字。
“你……和他有什么关系吗?”
富翁摇摇头,“从未谋面。”
副县长这下就不明白了,但也不好深问。“那好,一切由我们来安排。你如果想安排一个宴会,或者安排你们一起住上几天,好好地叙谈叙谈,这都好说。”
“不不不,”富翁摆了摆下巴,“就见一面,不需要任何安排。”
王副县长更觉蹊跷,回头交代县府办公室,赶快查找一下彭细保这个人。办公室很快汇报了,溪口乡确有个彭细保,眼下家境贫寒,欠债累累,加上身患肺气肿和风湿症,身为共产党员却有多年未交党费,乡村干部也拿他头痛。至于余先生为什么要见他,当地人都觉得奇怪,因为他们两人之间完全没有关系。后来靠两位老人回忆,人们才依稀得知:硬要说有关系的话,那就是余先生的父亲当年作为恶霸地主遭到*,法场上是由彭细保操的刀——当时他是民兵。人家都不敢杀,只有他争着杀。
故人(外一篇)(3)
得到这一重要情况,王副县长对安排见面颇感为难。点名要面见仇人,莫非是要报仇?莫非是要算账?不会闹出什么事吧?头头们再一次开会研究。一位部长气呼呼地大拍桌子:“呸,姓余的也莫太毒了!他父亲也*了,房产也发还了,还要怎么样?共产党如今请他住宾馆,吃宴席,对得起他了。他还想当他娘的还乡团,对贫下中农搞阶级报复呵?”另一位部长叹了口气说:“话不能那样讲,当年阶级斗争扩大化,有乱打错杀的现象,不对就是不对么。人家有情绪,也可以理解的。”县委书记只好从中调和:“我们欢迎余先生这样的爱国华侨来投资。不过见面的事最好还是免了。好了的疤子再去揭,刺激情绪,何必呢?”王副县长惦记着有关筹建果品罐头厂的谈判,忧心忡忡地说:“不见当然也可以。不过会不会闹得余先生不快?会不会影响他对政府的看法?”……这样说来说去,会一直开到深夜,最后议定:一方面由县*部就当年的错杀向余先生正式道歉,另一方面不安排仇人见面,最好是把彭细保临时抓起来,理由是他打麻将赌博,违犯治安条例,拘留期间不能见外人。
打麻将几乎已是全民性活动,所以这个罪名对谁都用得上,是个制造临时人间蒸发的万能借口。
拍桌子的部长对这种处置还是不满,散会时扬起巴掌喊:“道他娘的歉?现在共产党讨好国民党,早革命不如晚革命,你们看吧,以后有戏唱的!”
其他头头只当没听见。
王副县长依计行事,把有关建议转达给余先生,不料余先生断然拒绝。他对其他的事情都好说话,比如县里希望他投资果品罐头厂,这没问题;某部长托他安排自己的子弟到海外留学,那也容易。至于谁想来讨个打火机或讨双尼龙袜,更是小菜一碟,谁要谁就拿去。只有这次会见彭细保,他既已提出,就九头牛也拉不回。他夹着大雪茄的手指已经微微颤抖,只说了一句:
“他什么时候出来,我就等到什么时候。”
王副县长暗暗叫苦。
“他就算死了,我也要挖开坟来看一眼。”
这话说得更决绝。
没办法,县里头头们苦着脸又议了两次,只得狠狠心,同意他的要求。安排这次见面之前,副县长把彭细保接到县城,与他谈了一次话。不过后来副县长发现这次谈话完全多余。彭细保根本不记得自己杀人之事,也忘了余家少爷是谁,只说领导要他见谁他就见谁,甚至有一种兴冲冲的劲头,觉得自己的进城特别体面。他大热天呱嗒呱嗒踏一双套鞋,肩头开了花,头发结成块,浑身有股猪潲味,讲几句话就抹一把呼呼噜噜的鼻涕,东张西望,心不在焉。
副县长觉得这样也好,免了一点紧张。他让对方洗了个澡,还递给对方一支香烟,不知为何心生一丝酸酸的怜悯,似乎眼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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