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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该是告诫“竹筒倒豆子”了。他说了：周文祥我们已看过你的档案材料，你犯的是现行反革命的罪，受到惩罚是理所当然的。这体现了党和人民对你的挽救，在改造期间应该努力劳动认真学习，服从管教遵守场规，争取早日把自己改造成对人民有用处的新人。你听明白了没有？我说我听明白了。他说听明白了就好。下面我们向你调查一个人的情况，你必须把你所知道的情况如实告诉我们，不许隐瞒，要竹筒倒豆子！一旦我们发现你不老实报告事情，会加重对你的处罚，明白不明白？我说明白。心里在想一件尚不明白的事：这遭要调查哪一个呢？

“老兄”这才开始了正题，问：周文祥你认识一个叫冯俐的人吗？

冯俐？我脱口而出，急问：她，她又怎么啦？！

你别激动嘛。老兄眼里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说回答问题：认识不认识？

我说认识。我不会说不认识。我刚刚松开的心弦又一下子绷紧起来，我觉出心在疼，像被刺的那种疼。事情的凶险是不难推敲的，如果冯俐在劳改农场，一般性的外调应由劳改单位来承担，而情况不是这样，是由检察机关（我直觉中觉得这两个人是检察官）直接插手，这是非同小可的。准是冯俐又犯了“天条”，惊动了检察机关。或者说检察机关要接手处理。这是我当时的判断。

你和她是什么关系呢？“老兄”继续问道。

她是我未婚妻。我答。

可从案卷中看不出，几次审讯你都讲你没有未婚妻。

我哑口无言，明白这事是难以说清楚的。可我心里清楚，头一次在草庙子看守所受审时冯俐还没被捕，我不想牵连到她。直等到了清水塘，我开始说出和她的这层关系，这时已不存在连累的问题了，而且我想利用这种关系对她施加影响。就这样。可现在我该怎样回答呢？

你说呀，怎么忽然跑出个未婚妻来了？“老兄”问。

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呢。“老弟”记录中间插空补充。

听到这话，我知道和苏英的瓜葛他们也知道了，在这之前他们已去过清水塘农场。是这样的。这些人做事情总是点滴不漏的。

冯俐是我的未婚妻，苏英不是。K大的同学都知道的。我说。

我们不是不相信这个，所有事情都瞒不过我们，否则我们就不会跋山涉水到这儿来找你问冯俐的问题。“老兄”说。

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很不够用，我真的用不着向他们强调冯俐是我的未婚妻，这是多此一举的啊。

我没吭声，等他们的下文。下文才是最重要的。

你和冯俐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老兄”问。

这一问不由使我想起在草庙子看守所经受过的审讯，方式口吻都很相似的，时间地点人物所作所为，给你个囫囵枣去啃吧。

还得再提一次草庙子看守所的审讯锻炼了我的记忆力，我稍一思索，便记起了那“最后的一次”：是我被捕前的那个周一，冯俐到宿舍里找我，问今天安没安排我的批判会。我说没有。她说她舅舅一家要迁返河南老家，让我和她一起去送送行。我想请假或许会被批准，可我不想去。《大地》稿件的事给她舅舅带来了麻烦，是不是就为这个戴的右派帽子不敢说，有影响是肯定的，我无法面对她的舅舅和舅妈。我说你去吧我不去。我催促她赶快离开宿舍，她不走。当时的情况与后来是大相径庭的，当时她总是不管不顾地去找我。而后来在清水塘任凭我千呼万唤她就是不出头。记得那天她在宿舍里呆得很久，直到黄伟董建力回来才走。

“最后一次”的情形像闪电般在脑子里一闪而过。我如实向“两兄弟”报告了。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老兄”又问。

五三年九月份。我回答。回答时一个扎着两小辫满脸潮红的小姑娘（也许应该称大姑娘）形象鲜明地出现在眼前。还有一个甜甜脆脆的声音“你是中文系的吗？”回响在耳畔。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恋爱的？“老兄”又问。

我摇摇头。我不是想回避问题，而是我真的搞不清是从哪个具体时间我俩建立了恋人关系。

大一？大二？大三？“老兄”扳着指头问。

大二吧。我答。

就是说你们有三年以上的恋爱时间了。“老兄”说。

是这样。我答。

你们两个是很谈得来的是吧？“老兄”问。

是的。我答。

在一起经常交流思想，谈论国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