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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不报告，甚至还擅自修改中央的政策。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形势，要求全党全军必须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实行完全统一的领导。

早在1　月7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指出：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从今年起，规定如下报告制度：（一）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二）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

4　月10日，毛泽东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提出，要“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他说：“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重大的统—各地领导同志必须迅速完成在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

在这一制度开始实行之后，毛泽东经常督促，要求各兵团及各地负责同志“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

在中央发出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的指示后，各地区领导人一般都能按时向中央报告。例如，邓小平在大别山那样紧张的环境中做了几次很好的报告，毛泽东十分满意。3　月8　日，邓小平致电中共中央，报告新解放区全盘的策略与政策问题。3　月14日，毛泽东复电取小平：“寅齐电悉，非常之好，立即转发各地仿照办理。”同一天，毛泽东将邓小平的寅齐电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并对报告制度再次提出严格的要求，指示说：“没有全盘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是，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不细看这些指示，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不应该忙的事务工作，而忽视了策略指导与政策指导这种自己责任上的主要工作），我们要求你们每两个月做一次（每年共六次）的综合性的工作报告，就是要求你们将这种策略与政策的规定、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的你们的自我检讨（这些就是你们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向我们作报告。

但是，也有少数地区因迟迟不做报告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其中，要数林彪受到的批评最多。

就在3　月下旬，毛泽东致电林彪并东北局，批评他们已两次没有发来政策性综合报告。

8　月上旬，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再次批评林彪和东北局，指出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负责同志均已严格遵照实行中央规定的报告制度，惟独东北局没有实行，3　月、5　月、7　月三次报告均未做，亦未声明理由。

8　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致电催促林彪并严厉地说：“你们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六个月以后才声明理由，是不对的，并且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关内各中央局领导同志所处环境，均不如你们好，均无如你们那样畅通的交通工具，何以他们能按规定做报告，而你们则反而不能做？”“在这件事上在你们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

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一再催促之下，林彪才向中央写了综合报告并做了检查。

收到东北局的来电后，毛泽东于8　月20日、22日两次复电，指出：“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于写作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

毛泽东还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像你们现在所作的这种认真的自我检讨，“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种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