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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知道他们唱歌用的全是普通话。阿芳唱女中音,在台上穿着洁白的长裙,嘴巴张成O形,唱得很投入。我在她唱歌的时候,没有找到她的笑料,这让我有点气馁。我又不甘心地去笑话她:“那些说话结巴的人,唱起歌来可顺溜了,看你也差不多。平时普通话说不好,唱起来没有问题哦。”她总是笑嘻嘻地面对我的取笑,不以为忤。
我很佩服有毅力有恒心持之以恒地做一件事情的人,比如阿芳。那个合唱团,是没有工资发给他们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活动都是义务的,合唱团出外演出,包括出国演出,偶尔会有些赞助款,但是不敷使用,团员们必须自己补齐这些费用。这对阿芳来说是一笔不菲的费用,平时她十分节俭,但对于她的合唱事业,却是一如既往地热爱,她经常对我感激地谈起帮助她们合唱团的人。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我接到她的电话,她希望我派部面包车,因为他们合唱团的成员在去某学校排练时让雨阻了,她希望我能帮助一下他们。她知道我在公司里有调派司机和车辆的权力,但是,在这样的天气里让司机出车,而且为的是私事,有违纪嫌疑。我和她说,要她和我合作一下,叫她十分钟之后再电话我。我先电了司机,说有份合同要马上送去某处,在半路上接到阿芳的电话,于是我可以对司机说:“你把我放下,去帮忙接一下阿芳他们。”司机觉得等我也是等,便答应了。
后来,我经常假公济“她”一下,我和阿芳成了比较亲密的朋友。她认为我帮助了合唱团很多,在我,不过是做顺水人情而已。而她,却在为一个毫无经济利益可得的实体做义工,就为了她热爱的歌唱,为了投入地把嘴巴张成O形。我似乎从来没有为什么东西投入过,其实,我很羡慕她。
阿芳她总是穿着俭朴的衣服,二十七岁的她头发已经白了,合唱团的一个男孩子娶了她,她有了孩子,不能染发,戴了假发套。不久,做了妈妈,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在办公室里,她不再和我谈合唱团,谈的是孩子。而她的先生,一如继往地在台上唱歌,唱的是男中音。在合唱团成立庆典的晚会上,她去参加了,笑容有点失落。
两天后,收到快递公司送来的快件,里面是四张飞上海的机票,还有我们交给他买两张机票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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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生
我们一直称他为吴先生,我们指的是我和海伦(我的妹妹)。我是在会客室里见到吴先生的,他是原材料供应商,他希望和我们公司合作。他和我约了时间,我却忘了通知我的老总,老总恰好出去了。这是我工作的失误,所以,我请他到会客室的时候,心里颇为内疚。但是,我没有说是我忘了,我说,老总有急事出去了,不好意思。我说:“吴先生,我可以转达你的意思,你也可以留下资料。”
吴先生看起来是个随和的男人,稍胖,看样子四十开外,他说,没关系,我留下点资料你帮我转交吧。他给我资料之后,就和我闲谈起来,说他老家是福建的,公司在上海,在深圳设了个办事处。说儿子不争气,初中毕业不肯读书,看来也只好做生意了。我说,做生意好啊,将来像李嘉诚一样有钱。
吴先生和我们公司合作的事情进展缓慢,最主要的原因是吴先生他好像并不急于要做成这笔生意。他经常打电话来,主要是和我聊天,说天气说地理,间或问我同种原料的最新价格,这些价格我不是很熟,但是分管主要材料采购的海伦对此很熟,我总是问了海伦之后再告诉他。
转眼就快到春节,所以,吴先生打电话来的时候,自然地谈起了彼此的老家,我说,我的家乡,离上海并不远。又说起和我一起工作的我的妹妹海伦,我说,她将和我一起回老家。年前的机票特别紧张,吴先生电话我说,他可以帮我们买到机票,于是我和海伦将钱和身份证号码装到一个信封里让公司的司机交给吴先生买机票。两天后,收到快递公司送来的快件,里面是四张机票,还有我们交给他买两张机票的钱。也就是说,吴先生他帮我们出了四张机票的钱,多出来的两张是我和海伦的返程机票。
他这是什么意思?我和海伦研究了好久,生意没有做成,难道他是在行贿我们,让我们帮他成功地与我们公司合作?其实,我和海伦一直想帮他的,将他的原材料上生产线试用了,并写了合格通过的报告,只要他降低一点点价格,比原供应商稍低,就可以成功地替换掉原供应商了,当然,这需要吴先生直接面对我的老总,把事情敲定就行了。
我和海伦春节回来后,把买机票的钱装在信封里交司机送给吴先生,但司机又将信封原封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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