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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里根，也知道卡特的威望正在不知不觉地消失。但是，他一次也没有对被他亲呢地称为“我的朋友吉米·卡特”的这个人说过一句轻蔑的话。

伊朗国王对未来的理想，和纳赛尔的理想一样宏伟；他寄予于人民的希望，也象纳赛尔一样强烈。这两个人中，伊朗国王是一位比较好的国务活动家，·纳赛尔则是一位比较好的政治家。我相信，伊朗国王是中东最有才能的领导人之一。但是，他因为到了很晚的时候还低估他的敌人的力量，终于被他们坏倒了。由于二十世纪的人们迷恋于浪漫的革命，伊朗国王在世界上的大多数朋友——包括美国在内——在伊朗革命之后，又把他看作一个被遗弃的人，因此，他几乎受到了普遍的中伤。

追根溯源，伊朗的革命只不过是宗教界上层人士争夺权力的表现。在此之前，由于伊朗国王进行了自由改革，使他们在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方面失去了权力。反叛者们由于高喊着“左”的词句，新闻界、特别是电视界就把他们浪漫化了：阿亚图拉则为那些容易上当的人们布下了罗网。不久，伊朗国王终于失去西方对他的支持，最后失去了他的国家：伊朗则失去了它的自由、它的繁荣、以及在伊朗国王和他的父亲执政时所取得的进步。伊朗国王去世前夕，是一个潦倒的、痛苦的人一不仅为他本人而痛苦，而且为他的人民而痛苦。

1979年，当他居留于墨西哥、过着长期飘泊的流亡生活之时，我去拜访了他。我们已经是二十六年的朋友了。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才三十四岁，他那文静、庄重的举止和好学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他虽已当朝为王，但来真正理政：政治权力操在极有才干的首相法索拉·萨赫第将军的手里——他的儿子阿第希尔是我任职期间的伊朗驻美大使。不过，当这位国王询问了一些探索性的、精辟的问题之后，我立即相信，他一旦开始亲自领导这个国家，将是一位天才的领导人。

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伊朗国王仍然保持着王室的尊严，但他那青年时代的热忱已不复存在了。代之而来的，几乎是一种极端的失意情绪。他的权力已被那个运动的领导人从他手中寺走了，他们立誓要把他所做的一切颠倒过来，把伊朗拉回到中世纪的黑暗中去。看来，阿亚图拉对他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也使伊朗国王本人深为痛苦。他是一位受到冤枉、误解和不正当对待的人。据了解，这一切象他肉体上的病痛一样，同时啮啃着他，把他毁灭了。据悉，大批曾与他共事过的人也惨遭同样的命运。

在最后的那次会晤中，尽管他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深感痛楚，但他还是很和蔼、亲切。在招待我用午餐时，他自豪他说，桌上的沙拉是他的儿子礼萨王储亲手制作的。我深深为之感动。我们不仅谈到伊朗，还谈到了广泛的世界性问题，象通常一样，从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对国际舞台上所发生的事件有着渊博的知识。

有的领导人需要权力，是为了使他们的生活具有目标：有的领导人则是为了一个目标而活着。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要求是那样强烈，以至于渴望得到权力，以便实现它。

伊朗国王是为了他的国家而活着的。他把自己和他的国家视为一体——不仅是现代的伊朗，而且是泽克西斯、大流士和塞鲁士的古老的波斯这个一度包括世界许多地区的帝国。象这些古代的皇帝一样，他生活奢华，拥有帝国各种显赫的服饰。

但奢华并不是他紧紧抱住孔雀御座的原因。对他来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孔雀御座代表着伊朗，代表着使伊朗人民过上较好的生活的希望。在他父亲所奠定的基础上，他利用他的权力，通过扫除文盲，解放妇女，推行农业革命及建立薪的工业等做法，使他的国家与中世纪决裂，脐身于现代世界之林。

那些抱怨他的秘密警察过多的人，忘记了他在彻底改造伊朗的过程中树立了多少敌人。毛拉们、因袭的商人们、占有土地的贵族们、顽固的官僚们，贵族出身的社会名流们及共产党人，都鄙视他。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的死敌中还包括年青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许多人是他派到国外去学习的。这些人回国以后，要求实行的改革比伊朗国王愿意实行的改革更多、更急迫。被他解放的妇女们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他。这些不耐烦的伊朗人，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毛拉们发动政变的弹药。他们廖集在“伊朗革命”后面，以为自己正在推动伊朗国王以更快的速度开展现代化和自由化的运动。殊不知正好相反，他们帮了那些怀有野心的教士们的忙，使这个运动走向了反面。

为了免于树敌，伊朗国王本来可以什么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