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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资本主义的生态环境下的一种客观存在，香港毕竟是实行“一国两制”，和我们内地有很大区别。从某种角度上说，它们的立足点就是新闻，也不能说完全不附加其他的因素，但是相对来说要少。立足新闻是指什么，首先考虑的是读者，是受众，是观众，是听众，这是第一需要。　【主持人】他们更多考虑的是读者的需要而去关注新闻本身，可以这么说吗？　【朱思雄】对，应该这么说，所以他们在新闻的取舍上，跟我们的感觉，包括操作方式上，都不完全一样。甚至于尤其是涉及政治新闻的时候，233跟我们的这种管理上的一些做法完全不一样。　【主持人】那您说，比如涉及政治经济的包括新闻出版高度自由的城市，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是很强烈的一种来自这个城市的人的法制意识，他们的法制意识都非常强，您是怎么看待这两个鲜明的对比呢？　【朱思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方　围内，随着自己个人的意志行动的权利，它是有一个权利，所谓自由，自由从来都是相对的，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才有自己的自由，如果你违法，那法律不可能给你自由。　作为香港来说，它法制的完备在世界上有口皆碑、有目共睹。有这么一个大的法律框架的监管，可能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因为法制太完备，会不会受很多限制，在工作和生活中可能要受到很多规避。实际上一个法制完备的社会，是对老百姓来说，对市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比较稳妥，让你心里比较踏实的社会。　人的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法律完备，所以人本身的很多需要满足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安全感，被尊重就不说，主要是一个安全感，在这种法制完备的情况下，你就尽可能地做你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你希望做的事情。在这种环境下，你就可以把你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当然前提是你有这种愿望。　刚才我讲了，我什么事情都不想干了，也可以，这个社会也会让你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吃住行等等都有社会保障。实际上我们过去讲到北欧社会主义的福利，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会不会造成老百姓都不干活了，都不工作了？其实不会的，越是在这种环境下，实际上人工作的欲望可能更强。差别在哪儿？你到底具备多少技能，你到底可以为这个社会贡献多大的力量？很少有一个人说，在这个社会有吃有喝、吃穿不愁就颓废了，有没有？有，但是很少，因为人的本性还是向上的，还是希望自己有所作为的。在这个法制完备的环境里面，你向上，你想有所作为，法制对你来说是一种保障，给你提供一个强大的法律支撑，有了这个支撑，应该说，人的自由度、一个社会的自由度可能更大，可以把你潜在的能量尽情发挥出来。　我认为香港社会是和谐的【主持人】有网友问您“那一夜”；指的是1997年香港回归的那一夜，您在干什么？这10年，您觉得香港给予了您什么？　【朱思雄】1997年的7月1日，我在北京，那一夜好像是我们在一个饭馆里喝酒，一边看电视一边喝酒，当时有几个人提出来说，要喝完酒搞点儿娱乐活动，我说算了，香港回归，百年一遇，以后很难有，我们还是看一看吧。那一夜就是一边喝酒一边看了政权交接仪式，当时比较激动、比较兴奋，尽管我个人觉得，当时把“洗刷耻辱”的成分宣扬得稍微多了一点，其实没有必要把这个宣扬得太多。当然，作为中国的一块土地，终于回到了中国，对全体中国人来说还是比较值得庆贺的事情。第二个问题，这10年香港给予了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应该说我在香港感觉到精神上的放松，使我改变了我对工作，包括对社会、对与人交往的很多观念和态度。比如说，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第一很少开会，也很少有人说工作上你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自由发挥的余地就比较大，虽然不能说我在那儿干得很好，但是在这种环境下，我的潜能发挥得还可以，除了我的本职工作以外，包括写的这本书，就是在这3年半期间，我利用业余时间可以很安心、很静心地写出来。有这样一个环境能够让我做一点儿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给我的感触很深。现在回到内地工作，我在想：本职工作要做好，本职工作之外的别的事情应该以什么样积极的态度来做呢？在香港生活的这几年对我有很大的冲击。在香港这3年多时间我感触比较深的，包括现在回来以后也会不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香港除了自由另外一点就是文明程度，这一点对我刺激比较大，在很多场合比如说坐公共汽车或者在商场购物，大家都自觉排队，尤其是坐公共汽车，在北京坐公交车，经常可以看见乘客自己坐一个位置，包占一个位置，在香港不会有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