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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啥、没啥”地糊弄着。可是偏有好事的见他脸色不好，追问不止。

二铺喝道：“关住B！再说话划你的卡！”

所有的光头都马上扎进了裤裆里，生满冻疮的双手哆嗦着加快了速度。

到了夜里十二点，辛苦了一天，又站了两小时班的老金，终于可以休息了。“无卡一身轻”。这一夜，尽管雪花从大开的窗户里不断地扑进来，在薄被上铺了一层，绿豆大的虱子在被子上、衣服上爬来爬去，但他还是睡得很香，很沉，也很甜。

“江姐”（上）

一

“十八号，接人！”号房外“红帽”一声断喝，接着是开将军锁的声音，咣铛！铁门拉开了，牵动着铁链子哗啦一响，一个人抖抖索索地从链子下往里钻。红帽嫌他动作慢，蹬着他的屁股一下子蹬进来。“青子”掂起那人肩头，大叫一声：“哟嗬！咋拱进来个‘熊猫’！”

两只眼眶乌黑的“熊猫”被带进放风场。这是一个只有八平方米大小的长方形的框子，上面用十四缘钢筋焊成网栏，又覆盖一层细密的网格，据说这样可以防止号与号之间传递东西。风场的东西两侧都垛着彩灯材料，中间只留一步宽的空隙。南头靠墙的水泥地面上有一个蜂窝煤大小的圆洞，这就是“*儿”，是全号五十多人排泄的地方。北边靠着厚重的铁门，撂着三个布墩，坐了三个人。中间的大布墩，坐了个三十多岁的短胖子，南瓜脸上瞪着一双羊屎蛋般的小眼儿，这就是号长，睡一铺。西边那个二十多岁的瘦子，是二铺。东边一个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戴副眼镜，膝盖上摊开一个用方便面纸箱板做封面的笔记本，登记每个在押人员的基本情况，这就是三铺了。

“熊猫”蹲在距一铺两步远的地方，回答着三铺的提问。说着说着，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哭声惊动了在号房里干活的人，都拥出来看。风门口黑压压的挤满人头。

“看啥看？头一个个伸得像驴毬一样！”号长脱下脚上砖头一样厚的拖鞋，朝人头甩去。“啪！”有人“哎呀”一声，人头全缩回去了。呼呼隆隆地回到原来的位置，干起活来。

“熊猫”似乎意识到对面坐着的不是“杨子荣”，自己也不是“小常宝”，于是用袖子擦干眼泪，哏豆哏豆的，良久才说道：“我叫李润合，三十五岁了，在友谊路立交桥头，开了个‘新亚洲摩托店’。店里卖新车、配件、润滑油，店后是修理车间。”

“哎，你等等！”二铺接过话茬，问：“你店里是不是有个叫黄军的？”

“有，在修理间当领班，你认识？”

“何止是认识？从小就在一块玩儿。‘青子’，拿个布墩来！”

“青子”搬出一个布墩儿，二铺让“熊猫”坐了。抽出一支烟，点着了，递过去。“熊猫”双手接了，吱吱地狠吸了几口，烟卷一下子缩短一半。过了好大一会儿，才从口中鼻腔中，腾腾地窜出两条烟龙来。人像醉了一样，摇摇晃晃，晕晕乎乎。半晌，才又说道：

真香啊，三天都没有吸烟了。唉，提起我这案子，说来话长。

辖区派出所原来有个所长，见我生意不错，三天两头来找事儿。经人指点，我每月孝敬他二千块钱，才算安生。后来他调到平原分局当刑警队长去了，所里又来了新所长。自然，这二千块钱我只有孝敬新所长，求他“罩着”。刑警队长断了这二千块钱，来找过几回事，都让新所长给挡住了。这仇气就这样“为”下了。

前天晚上八点多，闯进来几个“便衣”，带着三个铐着的贼。一个便衣问：“你把摩托卖给谁了？”三个贼看看“便衣”，又看看我，没有吭气儿。那“便衣”见我身后立着黄军和李俊，就把他俩撵走了。

又问：“你看好了，你把偷的摩托车卖给谁了？”

贼说：“卖给这个人了。”

又问：“你没认错？”

贼说：“没认错，就是卖给这个李经理了，他给了两千五百块钱！”

我跳起来：“你说啥！我从来没见过你，你这是……”

便衣哈哈哈地笑了，说：“李经理，别激动嘛！这叫做‘现场指认’。没听人家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有事没事，跟我们走一趟。咋样，李经理？你是想好走哇还是想不好走？要是想不好走，当着店里这么多人，按翻了砸上铐子，怕是不大好看。想好没有，请吧！”

到了刑警队，几个人正坐在桌子上打牌。见我进来，把牌一撮，开始审讯。说我的事儿“发了”，要我承认，“明知赃车而予以收购”。我不认，他们就把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