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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故。朝鲜事起，率马步六千多人赴平壤。一过鸦绿江，卫汝贵早把李鸿章临行诫语“屏私见，严军纪”丢于脑后，放任兵丁，胡作非为。在义州，卫部兵士强奸韩女，激朝民众忿，不得已，枪毙一人；至定州，又有人强奸韩女，复枪毙六人；至平壤，其部下军士“多残暴，掠财物，役丁壮，淫妇女”，与别的部队相比，更甚一筹。事闻于朝，李鸿章专电切责曰：“务速认真究办严惩，以服民心。闻奉、毅两军纪律较严，汝当自愧。”？輦？輲？訛　除约束部下不严外，卫汝贵的可恶处是乘出国远征，贪污军粮八万，私运于家。就是这么个治军无方而又贪婪成性的淮军将领，却十分惧内畏死。其妻在家书中告诫他道：“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輦？輳？訛　遵妻命，卫汝贵在平壤保卫战中，总是蹲司令部，不上第一线。当叶志超提出逃跑时，他第一个予以支持。也有史家认为，第一个弃城而逃的是卫汝贵。　日本人占领平壤后，从缴获中寻得卫汝贵家书，后引入教科书中，以戒国人。一不小心，卫汝贵当了日本人的反面教员。

平壤大战之前，朝中已接到参劾卫汝贵的奏章多件。李鸿章接上谕，一方面电斥卫汝贵，一方面电令叶志超，给予上方宝剑，对卫氏可以“定即请旨，在军前正法。”？輦？輵？訛　电令到时，大战已起，卫汝贵逃过一难。以叶氏优柔，即便抓到把柄，他也不一定敢于操起上方宝剑。简略地追述到这儿，笔者不能不思考岁月、功勋、和平生活对“英雄”的消磨。

叶志超、卫汝贵都是从士兵做起的。

刀刀见血，枪枪飞魂，积数年、数十年之战功，他们才爬到“提督”的高位军职。年老了（卫汝贵援朝时年六十），位尊了，银多了，肉厚了，胆小了，志灰了，还是那位将军，还是那支部队，却一触即溃，望风披靡。

“英雄”向“逃兵”的蜕化，在和平生活里悄然完成。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和平演变”。甲午战争中的陆军将领，以他们时代的“和平演变”，警策后人。

再说聂士成。他在平壤保卫战中因故未曾上场。在下设想，倘若聂士成在平壤，在叶志超身边，或协助左宝贵防守玄武门一带，清军保卫平壤之战定当有另外的结局。

当叶志超率先由公州北逃时，聂士成亦率部撤出成欢战斗转移北上。叶氏抵达平壤，聂部则追至平壤东南七十多里之祥原。叶氏奏功，聂士成升任提督。与诸军会师后，聂士成仍感到总兵力不足，于是请示叶志超后，回天津募兵。行至途中，李鸿章电令他折回。此时，日军已占顺安，切断了平壤与后方的联系。聂士成行到安州，与淮军盛字营分统吕本元相遇，吕部马队两营，亦为援平壤而来。安州南距平壤一百八十里，北倚清州江，南有群山依托，城垣高大，易守难攻，实为平壤北部第一重镇。设若日军北犯，必须钻过安州这一孔道。安州北一百六十里为定州，亦是险要关隘。聂士成暂留安州时，便思考着据此地利，阻遏日军。

恰在此时，叶志超率诸军由平壤退至安州。一见叶“总统”，聂士成便自觉请命，要率部在安州抗日。叶统各军，损伤后仍有万人可以战斗。而且日军占领平壤后，并未急速北上，这给安州清军提供了足够的休整时间。倘能死守一战，日本人何能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何以能轻而易举便渡过鸦绿江、抢占我东三省大片国土？

但“逃跑将军”叶志超只信一个“逃”字，哪儿还顾及聂士成的建议。听了只当没听，把手一挥：撤！“总统”下令，谁敢不遵？以淮军为中坚的援朝大军就这样狂奔五百里，弃安州，弃定州，弃义州，八月底，渡过鸦绿江，抵达九连城，这才惊魂始定地收兵一处。

陆军“援朝”，以彻底失败告终。

叶志超、卫汝贵临阵脱逃、弃械丧师的行径，引起朝野一片谴责。旨下，叶志超、卫汝贵著先行撤去统领，听候查办。二人所部各军，暂由聂士成统带。后来，二人均被逮问。叶志超斩监候，旋遇赦，死于狱；卫汝贵斩立决——这也许是甲午战争中自干重咎、处分最厉的陆军将领。

从“过五关斩六将”，到“走麦城”，这是小说化的关羽的人生轨迹。在下借“走麦城”一语，批评叶志超与卫汝贵，却并不想落井下石，将一切责任推给他们。叶志超固然畏敌如虎，卫汝贵固然“无用无能”，我们分明也看到了如下事实：

其一，在朝鲜战场上与中国援朝的军队对峙的日本军队，的确在人数（三万多对一万七）、装备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