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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后来说：“近年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以宽厚，凡军中奏报，小有胜仗，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中饬，一有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者，亦未惩办一人。”（《清仁宗实录》）

老年皇帝处理政务力图简明，但求清静。避免“烦扰”，减少麻烦，成为皇帝处理政务的一大原则，这在他壮年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他希望地方官在地方上不要主动挑起矛盾，大处着眼，小处放过，以不扰民、不生事为要。在纠正官员办理文字狱扩大化的倾向时，皇帝说，对文字过于推求，“滋扰闾阎”，“于吏治民生大有关系”。对民间宗教的高压也有所减轻。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江西巡抚郝硕奏报，他破获一起民间宗教案件，案中诸人，聚众吃斋念经，案情严重，建议皇帝严惩。郝硕本以为这篇汇报能得到皇帝的嘉奖，没想到却被皇帝批评了一顿：“该抚既经查出，应将经忏等件烧毁，无令仍前吃斋念佛，使其改悔，不必过事追求，致滋烦扰。各省地方遇有此等案件，如果实系邪教传斋徒众及有违碍字句者，自应严行查办，灭绝根株；若止系愚民吃斋求福，诵习经卷，与邪教一律办理，则又失之太过。所有案内人证即著概予省释，经卷等全行销毀。”从此之后，普通民间宗教案不再被当成重案，那些吃斋念佛的善男信女们又可以自由活动了，不免“人人感念皇上天恩”。

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起，皇帝核准死刑犯时一直都从严把关，朱笔扫过之处，颗颗人头落地。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起，皇帝又回复到以前的宽容、仁慈。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皇帝将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以来的六千多名死刑犯都免死发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又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来的八千多名死刑犯免死。

放松法网的同时，皇帝施恩的手笔则更加宏大。乾隆末期财政并不十分宽裕，皇帝减免起税收来却并不心疼。乾隆五十五年，皇帝普免天下钱粮二千七百余万两；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普免八省钱粮；乾隆六十年（1795年），免各省当年地耗正粮一千七百万两。真所谓“皇恩浩荡”，举国称庆。

当然，对百姓温和的太阳，照在官员身上也一样和煦。对于晚年出现的一些贪污官员，乾隆经常拖着不惩，或者以“不为已甚”为辞，加以宽纵。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内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连续被革职、革任十余次而后却仍然留任原职者。（《清高宗实录》）

朝鲜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风的变化时说：

皇帝近年颇倦，为政多涉于柔巽，处事每患于优游；恩或多滥，罚必从轻；多滥故启幸进之门，罚轻故成冒犯之习。文武恬戏，法纲解弛，有识者颇以为忧。（《朝鲜李朝实录》）

虽然没来过中国，黑格尔对中国式专制政治却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说，在中国，皇帝应该是整个帝国“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

这段话几乎是对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专制政治中，皇帝是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官僚体系的精神状态就是皇帝一个人精神状态的放大。不但是人亡政息，同一个统治者的心境变化，也可以使国家面貌发生根本变化。皇帝的勤奋进取，经过官僚系统的层层传导，最后抵达到社会可能只剩百分之十。然而皇帝的松懈懒惰，却会被官僚系统层层放大，抵达到基层，会扩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欢清静，不愿生事，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后，懒惰之风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对山积的奏折感到头疼，而官员们对于案牍之劳，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一层向下转批：“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初若不与事者。”（《乾隆朝东华录》）

坐堂审案，处理民间纠纷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员们“终年以坐堂审事为苦”，千方百计推托不理：“民间呈状俱由宅门投递批准，不审，终年延搁。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屡催不复。”也就是说，老百姓告状，他不开庭审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级上访”，上司询问，他也懒得答复。还有的官员恨百姓“越级上访”，给自己添麻烦，就想方设法打击“上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