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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这一番争论公布于天下。

乾隆为人极其好胜。张廷玉一哭，让皇帝准备好的滔滔辩词卡在喉咙，不吐不快。第二天，他遂降下长篇谕旨，向全体大臣详细讲述了此事，并将这件事提到了“臣节”的高度。

皇帝说，作为得到了配享荣誉的大臣，自然应该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应该有任何私心杂念。如果把做官作为获得个人利益的工具，时势对自己有利，就全力营求；时势不利于自己，就主动求去，以保荣避祸，这就是典型的巧宦行为，而不是纯臣心术。

乾隆暗指张廷玉对自己感情不深：“日日同堂共处的朋友，一旦远离，尚有不忍。何况君臣的情谊这么多年，更应该不忍离去。张廷玉精采不衰，应务周敏，不减少壮。如果一心想以泉石徜徉为乐，怎么对得起诸葛亮鞠躬尽瘁之训耶！”

在这篇谕旨的最后，乾隆把这件事提到了君臣大义的高度：

“如果卿恐怕有人议论你恋栈，因有此奏，还可以理解。如果说人臣事君之义，就当如此，则大不可……为人臣者，断不可存此心。”

“如果预以此存心，必将漠视一切。泛泛如秦越人之相视，年至则奉身以退耳！谁复出力为国家图庶务者？此所系于国体官方人心世道者甚大。”

这篇上谕，含量非轻。前代君臣，或有师友之谊，而到了清代，只剩主奴之义。作为奴才，只有干到咽气的那一天，怎么能提前获得自由权？朱元璋以一篇“寰中士大夫不为所用诏”取消了士人们不做官的权利。而乾隆则通过这篇谕旨取消了大臣的“退休权”。

张廷玉万万没想到，自己为爱新觉罗家族祖孙三代服务五十年，换来的是这样一个评价。

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张廷玉心惊胆战，只好打点精神，继续到朝中点卯。不久之后，就遇到了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风暴。

从乾隆十三年的官场风暴开始，乾隆对大臣的态度从“以礼待之”渐渐变成了颐气指使，呼来喝去，动辄痛骂训斥，任意挫辱。只有对张廷玉，他还竭力维持着表面上的最后一丝礼貌。不过，乾隆十三年的两次处分已经使张廷玉吓破了胆。这两次处分对别人来讲，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做了四十多年官保持着未犯过一次错误纪录的张廷玉来说，精神打击却分外沉重。他日夜提心，时时吊胆，健康大减，老态更增。年近八旬的他牙齿掉得差不多了，老年斑已经遍布面颊。没有人搀扶，已经无法长距离走路了。

张廷玉的身体变化，乾隆当然看在眼里。他发现张廷玉这一年老得太快了，思维明显不如以前清楚，说话有时也颠三倒四。乾隆皇帝看着张廷玉从警敏周密、精力超人的中年能臣变成眼前这个老态龙钟、几近废物的老臣，心中也不免感叹岁月无情。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一月，在一次君臣谈话中，皇帝关心地问起张廷玉的身体。张廷玉趁这个机会，详细陈说衰疲之状，再次试探着提出了退休。

乾隆沉吟了一下，说，我再想想，你先退下吧。

恻隐之心使皇帝破例改变了以前的决定。这个张廷玉，固然为人有取巧的一面，但是四十多年勤奋敬业始终如一，为爱新觉罗家的家业如此不惜心血，在史上也确实罕见。如今春蚕丝尽，不如放他归去享几年清福吧。于是皇帝发布谕旨：“（张廷玉）乃自今年秋冬以来，精采矍铄，视前大减，盖人至高年，阅岁经时，辄非曩比。召见之顷，细加体察，良用恻然……强留转似不情，而去之一字，实又不忍出诸口”，因为“座右鼎彝古器，尚欲久陈几席，何况庙堂元老，谊切股肱？”皇帝派人把这道谕旨送到张府，说是否真要退休，听他自行抉择。

这道谕旨典型地体现了乾隆的风格，即把所有的道理都把握在自己手中，让自己处于永远正确的进退自如之地，而置他人于极难应对的地步。文字中他既表现了对张廷玉身体的关心，又说“去之一字实不忍出诸口”，表明了皇帝对臣子依依不舍。他想考验一下张廷玉如何回复。

按乾隆的设想，老练过人的张廷玉接到这道谕旨之后，应该善加揣摸，写上一道奏折，一方面详述自己确实老病，难于支持；另一方面又深切表达自己犬马般依恋主人的心情，说自己也实在不忍离开皇帝，虽然身体衰弱如此，也决心守在皇帝身边，直至死去。

如果这样，乾隆就可以再发谕旨，说他读了张的奏折，十分感动。张的忠心可为天下人臣之表，而皇帝关爱有功老臣，特命张荣归故里，享泉林之乐。这样，君臣一场，彼此应对都十分精彩漂亮，足以为天下后世所法，载入史册，也是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