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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谢教授接触。这会儿，费新吾盯着旁听席上的空座位，心中还在鄙夷地想，对于谢教授来说，无论是儿子的横死还是田歌的不幸，在他心目中都没有占重要位置，他关心的是他的科学发现在科学史上的地位。

国家特派检查官柯斯马斯坐上原告席，他看见被告辩护人雅库里斯坐在被告旁边，便向这位熟人点头示意。雅库里斯律师今年50岁，相貌普通，像一只沉默的老海龟，但柯斯马斯深知他的份量。这个老家伙头脑异常清醒，反应极为敏锐。只要一走上法庭，他就会进入极佳的竞技状态，发言有时雄辩，有时委婉，像一个琴手那样熟练地拨弄着听众和陪审团的情感之弦。还有一条是最令人担心的：雅库里斯接手案件时有严格的选择，他向来只接那些能够取胜的（至少按他的估计如此）业务，而这次，听说是他主动表示愿当被告的律师。

不过，柯斯马斯不相信这次他会取胜。这个案件的脉络是十分清晰的，那个中国人的罪行毫无疑义，最多只是量刑轻重的问题。

其实，柯斯马斯知道的并不确切，雅库里斯并不是主动担当辩护律师。一个月前，费新吾拜访了他的律师事务所。那时，雅库里斯已通过新闻报道相当详细地了解了本案的案情，他热情地接待了来客。费新吾直截了当地说：“希望我的拜访没有打扰你，我想请你担任本案的辩护律师。我知道，只有借故依靠你的才华才能把田延豹解救出来。”

雅库里斯为他斟上咖啡，抱歉地说：

“很对不起。我非常同情田歌小姐和为她复仇的田先生，但是，本案的脉络太清楚了，它甚至是在警察的眼前进行的。在这种情形下，律师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也许我能使死刑减判为无期，甚至改为20年徒刑，这肯定是最佳的结果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却意味着失败。

你知道……”

费新吾失望地走了。那天他没敢去拘留所看望田延豹，他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绪。夜里，夏秋君打来电话，她嚎啕大哭着：“老费，你要想办法救救他，一定要想办法救他。我们在家里尽量凑钱……”费新吾惟有苦笑，她以为送两瓶茅台就能减刑吗？但他很同情这个女人，她发自内心的痛苦使费新吾对她的印象改善了。田歌父亲在电话中说，妻子中风后，他不能来雅典，只好一切托付给你了。

他知道这个托付的重量，挂了电话，在床上辗转难眠。从雅库里斯律师的态度就可看出此案的结局，田延豹真的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吗？

他在绝望中意外地获得一线生机。凌晨，一个陌生人从美国马里兰州克里夫兰市雷泽夫大学医学院打来电话，他说，他是埃迪·金斯教授，也许费新吾在罗伯特那里听到过这个名字。

“对，常听罗伯特谈起你。”

“我通过罗伯特一直在关注着那件案子的进展，我想，也许我能对你提供一些帮助。我准备近期赶到雅典。”

费新吾虽然不大相信他能提供什么帮助——现在需要的是律师而不是生物学家——他仍然真诚地表示了感谢，但他清楚田家难以负担这位金斯先生的旅途花费。金斯先生猜到了他的心思，爽快地说：“这次旅行的费用由我自己承担，坦率地说，我主动参与此事有自己的目的。正像我对罗伯特多次说过的那样，我认为基因工程技术的进展应该有最大程度的透明度。我想借这个机会，让它彻底暴露在新闻界的聚光灯下，从而让生物学家圈外的民众和政治家们了解它的重要性。好了，见面再详谈吧。”

金斯先生十分守信，第三天就赶到了雅典。费新吾在机场接到了这位衣着随意、胡须浓密的美国佬，很快建立了相互之间的信任。他们详细地讨论了金斯先生的方案，下午两人一块儿来到雅库里斯的律师事务所。费新吾对律师说：“我知道你对接案有严格的选择，也知道凡是你接手辩护的案子，几乎没有败诉的。我正是冲着你的名声来的，希望这次诉讼成为你的又一次胜利。”

雅库里斯笑着摇摇头：“不可能的。费先生，你上次来时我已经说过了，同情代替不了法律，毕竟现在不是推崇血亲复仇的时代了。”

费新吾微笑道：“我知道，但我这次带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也许它能改变审判结果。这是我和这位埃迪·金斯教授共同商定的。雅库里斯先生，你是否可以拨冗一听呢。”

雅库里斯笑着，叉着双臂，抱着“故妄听之”的态度听金斯讲下去。不过听完后他改变了看法，他沉思着说：“你们的建议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它的份量已值得我冒一次险了。好吧，你们赢了，我决定接手这桩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