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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看到了英的脚。她的脚趾头上全是厚厚的茧子。趾甲裂开着，很难看。

南端来一盆热水。我们给英洗脚。英的脚冰一样。我和南拿着手术刀，一刀一刀地削着英脚上的茧子。

“这些茧子她不需要了。”南说。

我们给英穿上了那双舞鞋，脏的，脚尖有点磨破了。

有的时候，我们会莫名其妙地喜欢一个人，讨厌一个人，你说不上是什么原因。理智告诉我们，这个人不值。可是你就是扛不住自己的那种情绪。于是就有了死党、狐朋狗友、哥们儿、姐们儿等等称呼。

接下来，你就会死心踏地为朋友尽心尽力，去做一些你自己也不明白的事情。于是，在我的生活里，这样的人就名正言顺地闯了进来。特别是那个相对封闭的时代，打个长途电话都要费老大的劲。身边有一个能说上话的朋友，那就叫“知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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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母亲的代价（1）

认识老任很偶然。

刚开放那阵子，去看中央交响乐团的演奏。老任穿着黑色长裙高跟皮鞋走进音乐厅，简直就是仙女下凡。

天很冷了，我捂着冬装，也就是军棉衣。朋友把我介绍给她。她朝我伸出手轻轻一点，很优雅的握了一下，手冰凉。

“手冰凉，是吗？”她坐下，看节目单，全神贯注。我差不多要崇拜她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也是乐团的，省歌舞团的一个小提琴手。我还知道，省歌在排练《贝九》，她被选上了。她从小学提琴，考上省歌是在七十年代。那个时候就拉《沙家滨》。

老任的丈夫是省歌的一个男中音，也是省歌排练《贝九》的演员，在最后唱欢乐颂的时候，他是四位领唱人之一。

后来老任就常到我们医院里来转转。

我才发现，平日里老任很是随便，简直就是有一点不修边幅的样子。艺术家也许就是这样，要么衣冠楚楚，要么像个要饭的。老任介乎淑女与乞丐之间。

老任对香烟有一种痴迷。她抽烟从来只抽三分之一，而且是把烟插在烟斗里，就是丘吉尔抽的那种。于是看起来就有一点猖狂的样子。她说：“这样抽别人看着怪，可我自己就追求这种怪，这样手也不会抽黄。”

老任的丈夫叫老任“任老师”，因为他从音乐学院分配到省歌的时候，老任已经在这里“混了好长时间了”（老任自己说的）。老任有一头很黑的头发。她把它系在后脑勺上，走起路来，是真正的马尾巴的感觉。但是这些尾巴常常纠缠在一起，被橡皮筋胡乱捆在老任的脖子后头。只有上台的时候，老任一身演出服，长发披散开来，风度翩翩。

老任对我说：“我认识你是蓄谋已久。”

她一直想怀孕，总是火候不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让他们两口子都来检查一下，这不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吗？

检查的结果是老任的丈夫精子量太少。老任非常沮丧。

“我的伟大理想就是生一个儿子，让他成为最伟大的小提琴手。”老任说：“可是我是做了一场梦，一场恶梦。”

老任的丈夫也很沮丧。他觉得自己对不起老任的伟大抱负。

老任问我：“不是可以人工授精吗？不是可以做试管婴儿吗？”

我告诉她，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和技术。

“没有孩子省多少事情啊。”我说：“你这样的脾气和性格能善待他吗？”

“为孩子我可以把命都豁出去。”

说这话的时候，老任把我的宿舍变成了公共吸烟室，扔了一地的烟头。她恶狠狠地盯着我说：“我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做成。从明天开始我不抽烟了，把身体养好。”

老任真的不抽烟了。她开始胖起来，脸色也不像抽烟那会发青。看起来年轻了许多。

国庆的时候，老任回了一趟父母家。她的父亲是我们军区的首长，平常我们只在报纸上看到他的照片。

老任在父母家里待了一个多月才回来。她跑到医院对我说：“我把我的事儿办好了。”

我没有听懂她的话。

“我怀孕了。”她得意地躺在我的床上，抬起一条腿晃来晃去，把我床铺都弄脏了。

我吓了一跳，科学昌明到了这种程度了？

“不是他的。”老任说：“我找了我的前任男友。他很爱我，这么多年都没结婚。”

老任一定是想孩子想疯了。

“我告诉他，我不可能同